让我惊讶的是，田老师竟是我高中语文老师谢玉兰的儿媳。这还是去年我回京休假、拜访谢老师夫妇时才知道的。那是三年疫情后我第一次回国。我带着在泰国新出的散文集登门拜访，想让恩师看看她当年种下的桃李结出的果实，也想借机表达对她培育之恩的感激。她是我在北京十七中学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也是给我播下文学爱好种子的老师之一。

说来也真是有缘。1968年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到了北大荒，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谢老师。直到1973年我到北大上学，才在北大东校门与她不期而遇。经过简短的攀谈，我得知老师早已从十七中调到海淀党校，那时她的丈夫是北大领导层的干部。那一别，又是多年未见。

我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2005年，我招收了一名泰国博士留学生黄瑞真。在指导她的过程中，我得知她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文系读的。她告诉我，她的中文老师是谢玉兰和她的丈夫闵老师。我惊讶地“啊”了一声：“谢老师教过你！？她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啊！”我几乎是惊叫起来。没想到我们师出同门，顿时，我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师兄妹关系。天哪！天南地北的，这师生缘也太奇妙了吧！

（我的第一位泰国博士生黄瑞真）

不久，我就和黄瑞真安排了一次师生聚餐。这是我时隔32年后再次见到谢老师。还是黄瑞真告诉了我谢老师的住址。不料，我们竟然同住在北大、清华教师住宅小区蓝旗营，只隔着一栋楼，居然互不相知！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谢老师的丈夫闵老师。

席间，我好奇地打听他们相恋的浪漫故事。那是一场妥妥的师生恋：谢老师刚考入北大中文系时，班主任就是早已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闵老师。谢老师生得清秀靓丽，聪明可爱，闵老师对她一见倾心。经过几年的相恋，两人终于修成正果。毕业后，两人便成家立业。

谢老师在北京十七中任教，教高中语文。我这才有幸成了她的学生。她整整教了我两年高中语文，之后，文革来了。

（左起为班主任张秀英老师、语文老师谢玉兰、高中同学陈振山）

有一堂课，谢老师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时，她已身怀六甲，长时间站立不堪重负，只好用两肘撑在讲台上，但她声情并茂的讲课风格依旧。那堂课讲的是《青春之歌》中有关主人公林道静的描写。她讲林道静的美貌、气质，以及她渴求进步的朝气，绘声绘色，娓娓动听，把林道静描绘得楚楚动人、栩栩如生，仿佛我眼前的谢老师就是林道静。当时，我们已是十六七岁的青春少年，情窦初开，渴望美好人生。她的讲述让我们如痴如醉。

餐桌上，我们又聊到了他们到泰国任教三年的经历。1990年，政府特批了北大、清华两校教授集资建房项目，这就是现在的蓝旗营小区。因为是政府、单位、个人三方集资，个人需要支付20多万元。那时，绝大多数教师没有积蓄，正当二位为此发愁之际，有人介绍了到泰国教书的机会。早已退休的谢老师夫妇便毫不犹豫地下了南洋，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一教就是三年。三年的积蓄还清了住房贷款。也正是在这三年里，黄瑞真成了他们的学生。谁能想到，今天她又成了我的学生？我们师生四人相聚，把酒言欢，开怀畅谈。聚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仍意犹未尽，相约再聚。可后来，我退休后应聘来到泰国，就很难再聚了。

直到去年暑假，也就是三年疫情后我第一次回国时，我才抽空去看望两位老师。接待我的是闵老师。我刚踏入门廊，闵老师就从客厅迎了出来。只见他上身穿着跨栏背心，下身穿着短裤，身躯高大，虽有些消瘦，但还算挺拔。他说话依然爽朗，动作依然敏捷。要知道，那年他已是90岁高龄了。

寒暄之后，我递给他从泰国带来的礼品和我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还没等我问起谢老师，他便说起了谢老师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幸离世的经过。我原以为她是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原来是因为不慎摔倒，导致脑部受伤，后来终因治疗无效而离世。一进屋，没有见到谢老师，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应验了。我顿时涌起一股感伤之情，后悔自己来探望恩师太晚了。

谈话间，闵老师问起我的家人。我说，我的外孙在北大附小读四年级。他说，他的儿媳也在北大附小教书。我问她教什么，他说教语文。我又问她姓什么，他说姓田。回家后，我把情况告诉女儿，她说：“没错，那就是田老师呀，桃酥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我惊讶道：“这么巧！我语文老师的儿媳，竟然是我外孙的语文老师！”

从那时起，我总是不自觉地把田老师想象成谢老师。这几年，女儿不时在微信聊天时谈到田老师对桃酥的好评，以及她对桃酥的喜爱，我听了甚感快慰。女儿也常常与田老师交流、讨论教育孩子的心得。

今年8月下旬，桃酥将赴泰国留学。正值学期结束之际，一天傍晚，女儿约好了田老师，带我和桃酥一起去拜见她。就在小区的凉亭旁，我们相遇了。远远地，田老师就向我打招呼：“这是姥爷吧！”我连连拱手示意。顿时，我眼睛一亮，面前站着的仿佛就是谢老师：中等个头，红润的圆脸，眉清目秀，着装与举止透着职业女性的不俗气质。虽已年过半百，一头乌黑的披肩秀发仍显露出几分未褪的少妇风韵。乍一看，她酷似当年的谢老师。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油然而生。

几句寒暄之后，话题很快转向了她的学生桃酥。桃酥坐在女儿和田老师之间。交谈中，田老师像一位慈母对待自己的孩子，忽而把桃酥揽在怀里，忽而抚摸他的头，难以掩饰对这孩子的喜爱。

作为语文老师，对桃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作文课。桃酥告诉我，他的作文考试从未低于38分（满分40分）。田老师从不担心他的作文。她了解他妈妈的文学功底，但也从未因此放松自己作为老师的职责。桃酥的每篇作文，田老师都认真批改。

记得有一次，桃酥告诉我，他的一篇作文得了满分（40分），题目是《亲切的“老猪”》，写的是《西游记》师徒四人中最可爱、最亲切的猪八戒。文章说，唐僧完美无缺，却遥不可及；孙悟空无所不能，只能令人羡慕；沙僧任劳任怨，可存在感几乎为零。猪八戒虽然一身毛病，贪吃、懒惰、好色，却很接地气，给人一种亲切感，极像生活中的你和我。

田老师的批语写道，文章“将师徒四人进行对比，突出了老猪的‘亲切’，深化了主题，使文章立意得到升华”。她进而指出，文章“视角独特，打破常规，对猪八戒这一经典人物形象进行了别样解读，让人眼前一亮”。

可以想见，这样的赞许，对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激励！如果说桃酥将来成为一名文学青年，那么，撒下第一粒种子的，一定是田老师。

人生道路漫长，而启蒙老师尤为重要。老师为孩子指明方向，也能影响孩子的兴趣。我的人生体验就是明证。小学老师高荣模鼓励我作文突破万字关（那个时代，各个行业都在放卫星）；初中语文老师施芷馨教我如何写抒情作文；高中语文老师谢玉兰教我如何描写、刻画人物。这些都化为了我日后爱好文学的诱因和动力，也是我年近耄耋仍能享有丰富精神生活的真正原因之一。

田老师担任桃酥的语文老师只有短短四年，然而，这已足以使她成为他当之无愧的启蒙者。桃酥成年之后，不管他在文学道路上能走多远，都会把这位最初的启蒙老师铭记在心。或许，他会比姥爷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