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州人的全球“华语漫游记”
何嫄
如果文字有故乡，汪惠迪的一生都在为中文寻找归途。
6月3日，常州大酒店青果巷店的会议室里，一位九旬老人正在讲台前，声如洪钟，用他那一口混杂着常州乡音、香港粤语和新加坡风味的普通话解释：“大家想，一个包子，既能填饱肚子，又能吃出味道，是不是‘一包两吃’？其实我是想说，语言文字这东西，看着是填饱肚子的工具，里头可都是文化的滋味……”
汪老在讲座上侃侃而谈
这场关于“语言景观”的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无人离席。讲座结束，有人走上前去合影，有人递上旧作请他签名。老人一一应允，动作利落，全然不像生于1937年的人。
他是汪惠迪，常州籍知名华语、辞书研究专家，早年先后在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常州师范、常州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改革开放后旅居香港，1984年受聘新加坡《联合早报》担任首席语文顾问，同事们叫他“文字警察”；在全球华语学界，他曾任《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副主编，主持东南亚华文辞书编纂工作，编著《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等著作，助力新加坡华文用字与译名规范化，兼任《咬文嚼字》等期刊编委，出版《语言的风采》《语言的魅力》等语言随笔，长期深耕海内外华语对比研究，是联通内地与东南亚华文研究的关键学者。
而在常州，此时此刻，他只是一个归乡的儿子。
从“侨批”说起：一封家书与一座“敦煌”
大银幕上近期热映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0来天票房超16亿元，堪称现象级。随之带火的还有“侨批”。作为最熟悉“侨批”的常州人，汪惠迪与其的缘分，始于南洋。
侨批，是早年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家书与汇款凭证的合称。“批”在闽南语和潮汕话中就是“信”的意思——一笔钱，一封信，一头连着背井离乡的打拼，一头连着故土难离的牵挂。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被誉为“侨史敦煌”。
汪惠迪太懂这种“信”的分量了。1979年，42岁的他拖家带口移居尚未回归祖国的香港。“你如果不会广东话，很吃亏的。即使学了一点，一开口，当地人就听出你是‘阿灿’。”“阿灿”是当年香港电视剧里对大陆新移民的蔑称。人到中年，离乡别井，那种被排斥的滋味，和当年南洋华侨在异乡的孤独，并无二致。所幸，他靠的不是体力，而是笔杆子。
1984年，《联合早报》创刊第二年，汪惠迪应聘赴新加坡，担任“新闻评审”——说白了，就是全报社最招人恨的差事：挑错字、抓语病。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文字警察”，说得更难听点，“文字宪兵”。汪惠迪不恼，他自嘲：“我应该叫‘文字导游’才对嘛。”
这一做，就是16年。每天上午11点，评审部雷打不动开会，一版一版地过当天的报纸。汪惠迪负责“遣词造句”部分，发现的问题整理成文，打印装订，中午前送到编辑部。下午，编辑们看着自己的“错误报告”吃午饭，心里什么滋味，可想而知。但汪惠迪认一个死理：语言是有标准的。华文要在海外生存下去，不能“随便写写就好”。漫长时光里，他做的其实就一件事——为漂泊在南洋的华文，找到一个可以站稳的家。
1996年，汪惠迪（左一）在全国第二次语文现代化学术会议上发言
从南洋到全球：一个常州人的“华语漫游记”
2000年，汪惠迪退休回到香港。本以为可以含饴弄孙了，没想到200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和新加坡友好文化事业公司牵头启动《全球华语词典》编纂，请他出山。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程。在此之前，没有人系统梳理过全世界华语的“家底”：中国大陆说“地铁”，台湾说“捷运”，新加坡说“MRT”；中国大陆说“方便面”，香港说“即食面”，东南亚说“快熟面”。这些词算不算“普通话”？如果不算，那算什么？答案是：它们都是华语。
《全球华语词典》编写会议合影（后排左四为汪惠迪）
汪惠迪担任这部词典的副主编，负责新马组。他把在新加坡十六年攒下的“语料库”全搬了出来——那些年他在《联合早报》副刊上写了数百篇小文章，专门记录各地华语的差异。
2010年，《全球华语词典》出版。5年后，《全球华语大词典》问世。汪惠迪再一次担任副主编。有人问他，折腾这么多年，图什么？
《全球华语大词典》（新加坡版）
他说：“你看那个‘印度煎饼’，在新加坡叫Roti Canai，译作‘印度煎饼’；到深圳、长沙叫‘甩饼’；到上海、重庆叫‘飞饼’；到北京、广州叫‘抛饼’——三种叫法，其实是一个东西。‘三饼齐飞’，这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更是文化迁徙的痕迹。”
类似的例子，在常州的这次分享上，汪惠迪还用“四乐齐奏”梳理华语地域用词区别：港澳定名中乐团，新加坡命名华乐团，台湾沿用国乐团，大陆建制为中央民族乐团。他认为，这源自各地语言习惯与地域文化，直观展现全球华语用词的多元分化特征。
汪惠迪把这种现象叫做“语言的魅力”。20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同名文集《语言的魅力》。翻开来，篇篇都是千字短文，一事一议，一词一讲——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风格：写短文，讲实话，不端架子。“我向来对事不对人，”他说，“我不是什么‘警察’‘宪兵’，我就是个‘导游’，带大家看看华语世界有多精彩。”
归乡：把类“侨批”的最后一站，落在常州
2021年7月，常州市档案馆收到一批特殊捐赠——359封周有光先生的亲笔信。这些信是周有光写给香港友人姚德怀的，跨度34年。姚德怀年事已高，将这堆“宝贝”托付给了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汪惠迪。
1965年8月19日，周有光给姚德怀的第一封信首页，共四页
汪惠迪带着这些信，从香港回到常州。这不是他第一次向家乡捐赠。此事前后，他已经向常州市档案馆、市图书馆、觅渡书院等处捐过《李光耀回忆录》作者签名本、民国《水》杂志合订本等珍贵文献。2023年，筹建常州市近现代辞书博物馆时，他甚至捐出了一套国家三级文物——嘉庆年间的刻本《尔雅音图》。2025年11月，坐落于劳动西路17号的常州市近现代辞书博物馆正式揭牌，约1200平方米里精心展陈了“文化中的辞书之光”“新中国辞书大观”“辞书中的印记”“人生中的辞书”“常州的辞书缘”等，《尔雅音图》成为镇馆之宝。
汪惠迪（右二）参加常州市近现代辞书博物馆开馆揭牌仪式
汪惠迪向常州市近现代辞书博物馆所赠国家三级文物《尔雅音图》嘉庆影宋本
为什么捐？他的理由朴素得不像一个学者：“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看；放在常州，大家都能看。”
常州，是他真正的“根”。虽生于上海，但汪惠迪4个月大就随父母逃难到武进乡下。“七七事变”爆发，襁褓中的他被父母抱着，躲过战火，在常州落地生根。后来读师范、当老师、去山东、回常州、去香港、去新加坡——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了。
2023年9月，汪惠迪应邀赴新加坡参加《联合早报》百年报庆活动
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评价他：“是在海外不遗余力通过华文媒体推广和阐述中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标准的第一人。”这话说得重，但汪惠迪自己从不这么说。他只说：“我就是个教现代汉语的老师，一辈子没换过行当。”
从曲阜师范学院的讲台，到常州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室，到香港的培训班，到《联合早报》的评审室，到《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组——他确实一直在“教语文”。只是他的学生，从一个班的师范生，变成了整个东南亚的华文读者。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语言是回家的路，汪惠迪的故事，恰好是一面镜子。他这一生，经历了抗战逃难、新中国成立、移居香港、远赴南洋、叶落归根。横在他生命里的，不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语言的沟壑。从常州话到普通话，从普通话到广东话，从广东话到新加坡英语、华语、马来语混杂的“罗惹式”表达——他跨越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段华人离散史的缩影。而“侨批”，就是这段历史最精准的隐喻。一封信，一笔钱，一头是生存，一头是牵挂。
汪惠迪用了一辈子，写了另一封“侨批”。收件人，是每一个还在使用华语的人。信的内容很简单：无论你走到哪里，华语不仅是工具，它还是你之所以为你的理由。有人问汪惠迪：“您都九十了，还折腾什么？”他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每天还是会坚持写两个小时。”
汪老与时俱进使用电子版辞书（摄影：陆士卿）
九旬老人，还在日常生活中捡拾语言的碎片。这一生，汪惠迪捡起的碎片，已经够拼出一张完整的世界华语地图了。而地图上最清晰的那个坐标，始终是常州。
“当年离开时，是逃难；现在回来，是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