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自1953年12月问世以来，72年间共出了14个版本，平均5年修订一次，可是直到2020年7月第12版，读者批评之声依然不绝于耳。
今年8月27日，我在手机公众号上看到一篇题为《<新华字典>的问题“不可胜数”》的评论文章， 小标题是《<新华字典>12版编校问题1000处浅析》。
1000处？笔者才疏学浅，虽使用《新华字典》有年，却未发现一处问题。好奇心驱使我去看看这1000处究竟是什么问题。
原来，作者说有1000处，截至8月27日，其公众号已推出40期，每期发表5篇，“纠错”200处。当期评述文章，编号为196至200。第198例评述的是《新华字典》419页右栏“融”字的第3个义项“流通”后所举的复音词［金融］。编者对“金融”的解释是“货币的流通，即汇兑、借贷、储蓄等经济活动的总称”。批评者说：“‘金融’是一种经济活动，货币的流通，即汇兑、借贷、储蓄等是金融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属于金融的范围，但不能总称金融。”因此释义中的“的总称”是“多用的”。
批评者嚼文嚼字，无可厚非，只是笔者读后，颇有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感。既然“这些内容属于金融的范围”，为何不能说金融是总称呢？到底金融是什么呢？
我看到的一个解释是：“从本质上来说，金融是货币资金融通的总称。它涵盖了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多个方面。”《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一般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767页）。前者说“涵盖了……等多个方面”，后者说“一般指……一切活动”，这不就是“……的总称”吗？《新华字典》解释中的“的总称”怎么是“多用的”呢？字典的编者不妨看看其余199个“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最近争论的有三个例句：1、“腰里别着一支手枪”（第31页右栏“别”字条下）；2、“孩子小，成了累赘”（第284页右栏“累”字条下）；3、“玩弄女性”（第500页右栏“玩”字条下）。
批评者指这些例句“传递不良价值导向”。奇怪，批评者难道没有看到人民警察、解放军军官腰里不是也“别着一支手枪”吗？受到法律制裁的高官，“玩弄女性”者难道还少吗？更令人惊诧的是有的女贪官竟然“玩弄男性”呢。“孩子小，成了累赘”，不是连为人父母者都有这样说的吗？
在语文辞书中，吃喝嫖赌、杀人放火、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等承载负面意义的字或词，应有尽有，那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就存在这些现象，辞书不过是客观记录语言现象并予以诠释罢了。有人认为工具书应当承担教育责任，这话没错，然而工具书毕竟不是教科书，更不是思政教材啊！
走笔至此，不由人想起已经进入历史的曾经的口号：“编词典必须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把阶级斗争落实到每个条目上”。2003年非典在我国部分地区流行期间，当时有消息说“果子狸”是传染SARS病毒的头号嫌疑犯，而词典中收录的“果子狸”，释义说它“肉可食，味鲜美；毛皮可制裘”，于是环保卫士们纷纷把矛头指向词典的编纂者，说他们一提到动物，就说可食可用，全无环保意识，词典成了“野味贴士”或“皮草贴士”，编者成了教唆犯。后来词典在“花面狸”（又称“果子狸”）条下居然就不说“肉可食，味鲜美；毛皮可制裘”了。
我没吃过“果子狸”，更没尝过“熊掌”，但是相信“熊掌”比“果子狸”更美味，因为孟夫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孟夫子这句名言，所以词典向来都收“熊掌”，经一通批评，赫赫有名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6、7版都不收“熊掌”。连“呈现全球华语风貌，彰显多彩中华文化”的《全球华语大词典》，收录大约8万8400条词语，亦未收录“熊掌”。
有斗胆敢收“熊掌”的吗？有。《应用汉语词典》(2000年1月)收录“熊掌”，释义是“熊的脚掌，富脂肪、是富于营养的珍贵食品。【注意】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已经禁止将熊掌列为食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4版（2022年6月）也收录“熊掌”，释义是“熊的脚掌。☛为保护野生动物，我国有关法规禁止把熊掌作为食品。”（☛表示“提示”，叫读者“注意”）《辞海》（第7版彩图本，2020年8月）收录“熊掌”，释义是“熊的脚掌。曾经是一种珍贵的食品”。这个解释真是妙不可言啊！“曾经”是什么时候？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72—289年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曾经是”说错了吗？没有。笔者想请教的是，现在还是不是呢？《辞海》编者也跟着说“是一种珍贵的食品，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现已禁止把熊掌列为食品”，不就得了。
国际中文教育方兴未艾，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学中文，比国人更需要语文词典的帮助，尤其是以记录普通话词语为主的中型词典，更是不可或缺。然而买了部词典，谁知词典失语，查检无着，这是读者心头最大的痛。
典型的例子是“倭寇”， 2023年，有网友起诉称第12版《新华字典》“倭”字条下的解释中未提“倭寇”（第511页右栏最后一条），涉嫌违反《爱国主义教育法》，引发舆论发酵。事实是72年前《新华字典》初版就未收录“倭寇”一词，虽经编者和出版社多次澄清，网络上仍有声音指责编者“淡化历史”。这种争议属于读者对工具书功能的误读，可是类似争议曾多次被翻炒。这种现象反映了公众对历史记忆的敏感，也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利用民族情绪制造对立，居心叵测。
此事发生在广西全州县。2022年该县检察院在教材检查中发现部分《新华字典》存在“内容与配图低俗化”问题，要求书店下架整改。笔者孤陋寡闻，还是第一次听说我国的检察院还检查教材和词典。所幸桂林市检察院随后纠正了这一行为，认为全州县履职不当，强调应尊重工具书的专业性。此事暴露了地方上存在对字典内容过度审查的倾向，也引发了关于“语言实录”和“道德审查”边界的讨论。
2023年12月，杭州网友以“例句不当”为由起诉《新华字典》，指控它违反《出版管理条例》和《爱国主义教育法》，并提交法院立案。法律专家和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此类诉讼混淆了字典的工具属性与道德教化功能。即如“玩弄女性”一语，早在1951年就见诸我国司法文件，字典收录不过是为了客观地反映语言事实。辞书编纂方认为，工具书必须收录负面词语，否则将无法完整地记录汉语系统。
这些争议或回应启示我们，在数字化时代，工具书需在坚守学术标准的同时，更主动地回应公众的关切。辞书编者可以通过上文提到的【注意】或“☛”，引导读者正确理解负面义词语。辞书编纂和出版机构，则可考虑建立常态化的读者反馈渠道，使修订过程更透明、更具参与性。如果能在语言实录与价值引导之间取得平衡，那么《新华字典》就能真正成为守护文化传承的“国民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