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从头 • 辞书的故事（2）：
陆尔奎主编《辞源》 开中国现代辞书之先河 筑通向传统文化之津梁
汪惠迪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矣。”——陆尔奎
中国辞书历史源远流长，常州人在辞书领域建树颇丰，贡献巨大，如《永乐大典》都总裁陈济，《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比雅》作者洪亮吉，《辞源》主编陆尔奎，《辞海》主编之一沈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总编姜椿芳等，无一不汇聚着常州人的智慧和担当，共同构建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辞书作为文化的浓缩和载体，对文化积累和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辞书被称为“无言的老师”，一本本厚重的辞书背后，凝聚着辞书人的心血和智慧，都会有许多艰辛而曲折的故事。为弘扬辞书人精神，特设“辞书的故事”专栏，本期推出常州籍资深语文工作者汪惠迪先生的文章，讲述陆尔奎主编《辞源》的故事。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字典与词典的严格区分。
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收字9353个。许慎逐字分析字形、考订字源、辨释音读、解说字义，历时22载乃成。
清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饱学之士奉旨编纂字典，历时六年，大功告成，是为《康熙字典》。该典收字4万7035个，成为汉字研究的又一重要参考文献。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辞书。
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词典呢？有人说有，就是《尔雅》。《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年间学者缀辑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文献，递相增益而成的一部以字为单位，按义类编排、专门解释字义的义典，所以，这还不能算是一部词典。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剧变，中华民族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辞源》问世，成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王宁：《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2日）
《辞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主编陆尔奎，武进雪堰桥人。
陆尔奎
《辞源》，呕心沥血，先河之作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应夏瑞芳之邀，张元济于1902年入股商务印书馆出任编译所所长。陆尔奎，晚清举人，办过新学，是一个“融合新旧”的人。他认为“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慨叹“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辞源〉说略》，《辞源》第一版）。
1906年，44岁的陆尔奎经人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一进商务，他就向张元济提出要编纂一部辞书，为此，张元济斥资13万元（约占当时公司总资本的四分之一），并成立字典部，由陆尔奎担任部长。在张元济的策划和指导下，《辞源》于1908年开编。
提及《辞源》编纂之经历，陆尔奎说：“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本期以两年蒇事，及任事稍久，困难渐见，始知欲速不达。”“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难预料。”最后“历八年而始竣事”（《〈辞源〉说略》，同上）。 陆尔奎跟他的同事们埋头苦干了八年，《辞源》是完工了，他却因积劳成疾，视力受损，导致双目失明，于1935年去世。
《辞源》第一版
1915年9月，《辞源》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0月，初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辞书，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全书收单字一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按214个部首排列、400万字、3094页。《辞源》问世，开创了中国现代辞书出版的先河。
《辞源》续编——接力赓续下的精进臻善之作
1922年，方毅和傅运森主持《辞源》续编工作，主要是增补新名词。1931年12月，《续编》出版，虽是一个独立的版次，却是补充性质，并未与正编融为一体，因此不能算是一次完整的修订。与《续编》相对，先前的版本称为《正编》，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从1915年到1931年，前后共计16年。
又八年，1939年6月，正、续编合订本在香港出版，全四册。全书收单字1万1204个，复词8万7790个，合计词目9万8994条，约700万字。卷首有部首目录、笔画检字。采用了新式标点，卷末有四角号码索引等附件，查检较为方便。
1949年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辞源》修订工作于1958年启动，历经八个寒暑，修订稿第1分册（征求意见稿）于1964年7月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修订工作被迫中断。1975年，修订工作再次列入国家辞书出版规划，中央指定广西、广东、湖南、河南四省（区）分别成立修订机构，协助商务印书馆共同完成。
1979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座谈会，陈原主持会议，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等参加会议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作为献礼项目，7月，《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出版。1980年8月第二分册出版，1981年及1983年年末，第三、四分册分别出版。至此修订本出齐，全书共四册，3620页，共收单字1万2890个，复词8万4134条，总计9万7024条，总字数1000万字，是为《辞源》问世以来的第二版。自1975至1983年又历经八个春秋。第二版的三位总纂是商务印书馆的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先生，均已作古。三位前辈功成不居、身后寂寞，他们的心血都凝聚在《辞源》中，垂范后人。
《辞源》第二版
光阴荏苒。又过了三个八年，岁序公元2007年2月27日，商务印书馆成立了《辞源》修订领导小组和项目组，拉开了再次大规模修订《辞源》的序幕。这次修订阵容强大，集合了近百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由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琨三位先生任主编，另有分主编22位，整个专家团队共有127人。又是八年，2015年10月，《辞源》第三版出版。全书由214个部首统摄1万4210个字头,众字头统摄9万2646个词条,并有插图近千幅、约1200万字、共4767页，分上、下两册。同年12月24日，《辞源》出版百年暨《辞源》第三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辞源》第三版（线装版）
《辞源》第三版（函套版）
《辞源》第三版（上下册）
第三版进行了九大修订。一是整理字形。确定了字的主形和标准的字样，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统。二是考订注音。逐一清理了《辞源》字头的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的标注，达到音义契合、古今贯通。三是增补辞目。共增补1302个字头、8512个复音词，其中新增百科词语6500个。四是改进释义。认真考察书证与释义的互相切合关系，进一步体现了书证对释义的加深和补足作用。对汉语典故词进行了典源、典义、典面的历史梳理。五是优化书证。复查了书证的原文和出处，纠正了书证的讹误和不确切之处，更换补充了对梳理源流有用的书证。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四万条，改动率达40%。六是沟通系统。细化了字、词、音、义、文、事互见的体例，将《辞源》中的相关条目尽量勾连，克服了辞书信息碎片化的局限，便于读者取得更为全面详尽的信息。七是增补插图。补充了与文化名物词相应的插图618幅。此外还完善体例、科学建档。
上述各项修订的总目标是正本清源、修旧增新，重点是正本清源。“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梳理流变，保持原貌都是‘源’。”“‘源’有字源、语源”，“字源又可分为形源、音源、义源；语源又可分为典源、证源（所谓始见例）。”“典源、证源只是文献、语料问题，属于书证层面，实为文化源……字源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字问题，基本上属于字头层面。”《辞源》讲究的是“用字之源”，“以传世古典文献（下限至鸦片战争）所用字作为阐释对象。上不引用甲骨、金文，下不用近现代的新造字和简化字”，在筛选古代文献中的用字时，以“源”为首选标准。这是楷体层面的“源”，符合传统就是“源”，通用就是“源”。这样处理，“有利于纵向沟通（即古今沟通）和横向沟通（即陆台沟通）”。
王宁教授说，“《辞源》是以古代典籍的语词及其解释为信息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库”，“《辞源》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话语权”，“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以免读者用外国的和现代的词语意义去附会古代。
《辞源》是通向传统文化的一座桥梁，每一次修订都是为了加固这座百年大桥。
人类进入网络世纪，出版业顺应时代潮流而发展，告别了铅与火、光与电的时代而迈入数与网的时代。《辞源》第三版敢领潮流之先，在出版纸质版的同时推出了网络版和优盘版，实现了纸电同步。数字版《辞源》的数据加工和技术调试历时半年，为读者提供了笔记、引文、纸质书对照等一系列增值服务。对年轻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数字版《辞源》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202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辞源（第三版•音序本）》，更符合现代读者的使用习惯，方便读者查阅。
《辞源（第三版•音序本）》
音序本是从2016年开始策划的，从策划到推出，七历寒暑，其间反复推敲，确定排序方案，制定八大细则。在电脑初排的基础上，进行三次人工校准，共计校改音节三十余万个，注音十一万多条，改动五千余条。此外，还处理多音字、符号字、读音争议字等各种难题，最后复核四次，确保读音正确无误。
参考文献：1.陆尔奎：《<辞源>说略》，《辞源》第一版2.王宁：《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2日3.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辞源》第三版前言
2016年1月初稿2024年6月修订
图源 商务印书馆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