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新加坡华语（167）

把心魂扑在写作上
《秋天的歌》比春天夏天更动听

汪惠迪

前些日子，收到旅居澳大利亚悉尼的阿理托人从上海快递给我的近著《秋天的歌》，这是她继《迟来的春天》《夏天的梦》和《永不消失的爱》之后所出的第四本散文集。

《秋天的歌》

锺先生在回忆往事时说，“有一天，报上出现阿理的文章，惊艳了读者。”锺逸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任印度尼西亚日报苏（门答腊）岛版编辑，本世纪20年代初任文艺版编辑。他在当编辑的椅子上坐了半个多世纪，最舒心高兴的事儿就是收到读友投寄的好文章，其中“不怕版面乏善可陈而喜溢眉梢的就是阿理的稿件”。笔者在新加坡当过几年编辑，坐在转椅上，每天“最舒心高兴的事儿”就是读到报上准确规范简明浅白口语化的文字，从头版头条到副刊广告。

老报人锺逸先生（左）刘俊老师

韩理光是印尼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华文女作家，也是印尼华文文学界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

印尼当代华文女作家韩理光女士

阿理的创作始终扎根于印尼本土的华人社会，以细腻的笔触记录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文化认同与代际变迁，作品带着强烈的在地生活质感，同时承载着华人族群的集体记忆。
她的代表作多聚焦于普通华人家庭的日常故事，擅长以小见大，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浪潮对印尼华人的冲击，其作品不仅在印尼华文读者中拥有广泛受众，也被收录进多个海外华文文学选本，是连接印尼华文文学与华语世界的重要桥梁。
《秋天的歌》是作者最近几年聚焦印尼华人代际与文化乡愁的代表作，从总体上看，延续了她一贯细腻、充满在地生活质感的写作风格。
跟她以前的作品相比，《秋天的歌》更偏向温柔的日常白描，把华人的文化认同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没有刻意的抒情，却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情。
在第35篇《阅读小扎》中，她提到了余光中，这位乡愁诗人在《书斋的书灾》中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无奈那些书都在书架上……。他说“书呆子（还是要资深的），通常有种不可救药的毛病，爱坐在书桌前，摸摸这本，翻翻那本，相相封面，看看插图，闻着新书的纸香墨味，就这样把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余光中说的是“资深的”书呆子，用完的是“一个昂贵的下午”。
《现代汉语大词典》收“书呆子”，释义是“不懂得联系实际只知道啃书本的人。也指过于单纯、老实的读书人”，可见书呆子还分两种，一种“只知道啃书本”，一种“单纯、老实”，无论哪一种，与“资深”无关，也与下午是否“昂贵”无关。阿理觉得“这种情景似曾相识，尤其每当自己从书店回来的当儿”。笔者现在从不到书店买书，都是网购，每次收到新书的时候，也是“爱坐在书桌前，摸摸这本，翻翻那本”，尤其是最近网购到《粤语辞源》和《现代汉语大词典》（一部五册）的那一刻。我忘了是在上午还是下午，反正退休了，不管它是上午还是下午，反正都不“昂贵”了。
谈过余光中，接着阿理提到香港传媒界的大腕儿董桥，说他曾说过不用“拙文”这两个字，他认为他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尽量认真写得满意才寄出的，要是讲得太谦虚，反显没诚意，甚至有虚伪之嫌。联系自己写的文章，阿理说，“常以文稿或文章称之”，一听到人家客气地用“大作”来形容，“马上就会浑身不自在”。
其实“拙文”是个谦辞，作为文人，名气越大，越应该谦虚，用“拙文”又何妨？“大作”是个敬辞，也不必听了就“马上就会浑身不自在”。人贵有自知之明。笔者认为只要自己知道有几斤几两，上海话叫“拎得清”，就乜都搞掂嗮。这是题外话，顺口说说而已。

《秋天的歌》由“日记篇”（1—5篇）、“笔随心走篇”（6—21篇）、“万物景观篇”（22—32篇）、“休闲篇”（33—42篇）和“乡情篇”（43—48篇）五部分构成，均以印尼华人家庭的日常为载体，通过祖孙两代人的相处故事，串联起老一代华人对祖籍文化的坚守、新一代在本土与根脉之间的身份困惑，把“秋天”既作为季节意象，也对应着人生暮年、文化传承进入交接节点的隐喻。

和此前的作品相比，阿理的《秋天的歌》减少了强烈的时代冲突描写，更偏向温柔的日常白描，把华人的文化认同藏在做饭、讲故事这类日常生活细节里，没有刻意的抒情，却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共情。
目前这部作品主要仅在印尼及海外华文文学圈内小众传播，核心读者以印尼华人群体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为主，因此有必要向国内的朋友，尤其是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关心和研究海外华语，特别是印尼华语的学者介绍一下。

笔者在本栏所写的回忆录，每期都发给韩女士看看，消消闲，但她非常热心，每一篇都转发给老报人锺先生，锺先生真是位令人尊敬的老报人，期期转发，在他办的《印尼华闻》上发表，借此机会，在下谨向锺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印尼华闻》长期转发笔者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