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87）

“中文没有共认的文法”？ 向梁厚甫先生请教

汪惠迪

1956年9月，我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助教。曲阜师院前身是山东师专，1956年9月，在曲阜的新校舍落成，于是改名为曲阜师范学院，它是我国第一所办在一个小县城里的高等学府，是为纪念大教育家孔子而设立的。
我到曲阜师院后，选择的专业是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因为学历低，所以工作期间拼命自学进修，买了好多语法书，夜以继日地埋头啃书。我读了黎锦熙、吕叔湘、王力、朱德熙、丁声树等著名语法专家的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中国文法要略》《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语法讲义》《语法修辞讲话》《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并且边读边做读书笔记，这些笔记至今还保存得好好的。当时，这些语法名著中影响最大的首推5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吕叔湘和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讲话》发表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修辞、重视语文应用规范化的热潮。
阅读小记（1956年11月16日）

1962年夏，我请调回乡工作，被分配在常州市教师进修学校，仍教语法修辞，学员都是小学语文教师，他们每周到我们学校进修半天。1979年5月，我移居香港，从此结束了教书生涯。
当教师时自不必说，即使不当教师了，我也从没想到有人会说汉语没有语法。可是我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工作期间，却看到一位报界知名度很高的前辈撰文说“中文没有共认的文法”，颇感惊奇。这位前辈就是梁厚甫先生。
我在国内的时候，学校订了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在这份“内参”上，我读过梁厚甫先生的文章。在中美建交前，《参考消息》经常转载梁先生的文章，成为国人了解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据说周恩来总理曾指示，对梁厚甫的文章不要删节，一律照登。当时，梁厚甫在国内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梁厚甫（1908～1999年），原名梁宽，笔名厚甫，广东佛山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抗战前在上海工作。七七事变后自沪迁港，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梁先生曾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及工商日报工作过一段时间。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举家隐居澳门。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厚甫先生由澳门回港定居，与岭南大学同学黎君等创办《新生晚报》。他的副刊编得很成功，连载的《经纪拉日记》始创“三及第文体”，嬉笑怒骂，鞭辟入里，是香港通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1959年，梁厚甫举家移民美国，专注撰写通讯与特写，文章多发表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香港《明报》，长文则多在香港《良友画报》发表。起初，他的通讯题材比较集中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到80年代，国际关系、哲学、经济、文学、书法、民生等，都在他的议论之列。梁厚甫先生写的国际评论，以文笔生动、分析透辟、见解独到著称，在美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地颇有影响。30余年中，梁先生共写了200余万字，新华出版社曾出版了《梁厚甫通讯评论选》。
1999年11月6日，梁厚甫先生在美国旧金山病逝，享年91岁。

梁厚甫（1908～1999年）

我之所以会向梁厚甫先生请教中文有无文法的问题，是因为1985年5月12日，《联合早报》以整版篇幅转载了梁先生五年前撰写的《中国文字改良刍议》一文，这篇文章原载1985年5月号香港的《明报月刊》。
《联合早报》转发《中国文字改良刍议》后，又先后发表了梁先生写的三篇文章：《再谈我对改良中国文字的意见》（6月23日《联合早报》），《中国文字改良刍议，关于“减字加词”》（7月8日《联合早报》），《从头说起》（9月13日《联合早报》）。此外，在《联合早报•商余•小楼札记》中，梁先生也曾多次发表过他对改良中国文字的意见。不过，梁先生声明，这些都是“随笔性质，并不能系统化，因而，有些论点可能尚未十分完足”。
我仔细地读了上述梁先生的四篇主要文章，才知道到他久居美国，却“决意由美国迁回香港”，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平蓄立已久的一个私愿”，那就是“纠合一些朋友，搞一个‘促进中文文法化协会’”。梁先生有此宏愿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梁先生表明，学术是“天下公器”，“争论只怕其少，不怕其多”，“不论肯定与否定”，“都一律欢迎”，因为“学术上的问题，愈争论愈能向前推进一步”，而这种争论“对中文的前途大有好处”。
梁先生的大度和对学术讨论所持的开明态度使我油然而生敬意，于是我不揣浅陋，鼓足勇气，把读了梁先生文章后的感想写出来，题目是《中文文法化及其他——向梁厚甫先生请教》。拙文写好后就投给早报副刊，编者采用了，发表在9月24日的《星云》版，篇幅不小，约占四分之三版位。详情留待续篇介绍。（上篇）

《联合早报•星云》（1985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