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良师益友王希杰

汪惠迪

一

苏州初识王希杰

1981年，王希杰教授创立江苏省修辞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名誉会长。1994年11月20日至23日，江苏省修辞学会和苏州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学者共有73人,除大陆学者外，还有来自俄罗斯、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澳门的境海外学者。大会收到学术论文65篇。

俄罗斯参会的学者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语言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副会长宋采夫，俄罗斯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民族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米哈尔琴柯，我国国家语委常务副主任仲哲明，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于根元，苏州大学教授李晋荃，澳门大学教授程祥徽等也都参加了这次盛会。

我1979年5移居香港，1984年10月应聘到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从事文字工作，因久仰王希杰大名，为向他请益，就跟他通信，鱼雁往还，保持联系。因此，当接到江苏省修辞学会的邀请信时，我就决定利用每年的年假（法定假日以外的有薪假期）参加研讨会，顺道回乡（常州）度假。

11月19日，我乘新航班机从新加坡到达上海，会上派了辆面包车到虹桥机场接我。上车后得知上海师大中文系张斌教授（文炼）已在车上，他也是应邀去苏州参加会议的。面包车是先接了张教授然后到机场接我的，以便顺道西行，开往苏州。

我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是教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的，年轻的时候，读过胡附（上海复旦大学胡裕树教授）和文炼合写的多篇语法论文，仰慕张斌教授已久，能够同往苏州参加会议，一路交谈，真是喜出望外。

笔者（左）与张斌教授合影1999年10月于上海

大会开幕那天，张斌教授做了题为《语言学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术报告。王希杰授教要我在大会上发言，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在媒体工作，不研究修辞，说实话，这次参会连论文也没写，我的目的是借此机会结识新朋友，会会老朋友，以便日后向他们请益。于是我推却，王教授却坚持，我只得应命发了个言，介绍了新加坡社会的语言状况。王希杰教授在会上发表的论文是《论修辞学的基本概念》。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我的老朋友、澳门大学的程祥徽教授（已故）偕夫人参加会议，发表的论文是《澳门赌文化带来的语言现象》。他的论文说，“赌”也是一种“文化”，我觉得很新鲜。不过，因“赌”而使澳门产生了一批跟“赌”有关的当地特有词语（现多称社区词），这倒是事实。这篇论文后收入《澳门语言博物馆》一书。

《澳门语言博物馆》（1998年7月）

日本《中国语言研究》于1995年12月25日出版增刊（16开,66页）,题为《中国语修辞和中国文化——第一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11月苏州大学）参加报告书》，作者是日本清和大学副教授加藤阿幸女士（后升任教授）。

《中国语言研究》的主编是东京女子外国语大学教授上野惠司先生，他写了“绪言”；加藤阿幸的《报告书》是在上野惠司教授指导下写成的。上野教授说：“本书的出版也是对我们中国语研究会成立10周年的一个纪念，我为之感到由衷的高兴。”加藤阿幸的《报告书》主要讲了三点：一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现状，二是中国修辞研究团体的发展情况，三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新进展及主要著作。

最值得一提的是，加藤阿幸发起并组织了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的日译工作。经过六位日本学者12年的艰辛努力，译稿完成，并于2016年3月以《中国语修辞学》为名由东京都好文出版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共556页。

遥想当年，我不远千里从星洲到苏州参加“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没想到从此成为江苏省修辞学会的会友。2000年我退休后，在家乡常州每年居住九个月，多次受邀参加江苏省修辞学会的年会。从1994年到2024年，转眼间30年了，跟学会结下不解之缘。

每次参会，旧雨新知，济济一堂，获益匪浅。苏州之旅，永记心头，难以忘却。

二

王希杰开课记趣

王希杰教授1940年10月13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马逻镇，196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留校任教，历任实习研究员、讲师、副教授、教授。2005年10月退休。2022年12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83岁。

在南大求学时，王希杰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等，学养深厚、思想敏锐。他高度重视理论、方法与语言事实，形成了独特的语言观、修辞观与方法论，创立了“三一语言学”理论体系。

王希杰教授讲授的主要课程是语言学和现代汉语学，指导过国内和国外的好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的教学，贴近生活，充满睿智，为学生在语言与思想之间、语言与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王希杰教授淡泊名利、刚直不阿，是出类拔萃的学者，受人尊敬和爱戴。他的主要著作有:

《汉语修辞学》

《修辞学新论》

《修辞学通论》

《修辞学导论》

《动物文化小品集》

《说写的学问和情趣》

《说话的情理法》

《语言学在您身边》

《语林漫步》

《汉语释疑辨难集》

《语言的美和美的言语》

《语言随笔精品–王希杰特辑》

《王希杰语言随笔集》

《言为心声》等，

代表作是《汉语修辞学》(1983年)和《修辞学通论》(1996年)，《王希杰语言随笔集》在日本出版。王教授著作等身，学术影响遍及海内外。

王希杰教授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理论语言学研究和语言生活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学界永远铭记。

我1956年9月毕业于山东师院中文系，被分配至曲阜师院中文系当助教，1962年我请调回家乡常州工作，在常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教现代汉语语法修辞。1979年5月，我举家移居香港，不久南下新加坡“搵食”，在《联合早报》专事文字工作。

在媒体第一线从事文字工作，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一些语用问题，主要是词汇方面的问题，因此特别爱读王希杰教授写的语言随笔。

下面暂且偏离正题，先简介两本王希杰和陈新、庄关通两位先生在光明网光明社区里所写的“博文”合集，一本叫《晒不死的马齿苋》，2013年印刷，一本叫《门前流水尚能西》，2014年12月印刷。这两本书都是“印刷”，不是“出版”，这样读者肯定会比公开出版要少得多，其实这两本书的可读性是很强的。

晒不死的马齿苋 门前流水尚能西

就说《晒不死的马齿苋》吧，这“马齿苋”是草还是菜？王希杰说“菜就是草，是能吃的，好吃的草”。哦！我明白了，菜即是草，草即是菜，只要能吃、好吃。

他介绍说，“马齿苋”也叫“酱瓣头草”。“酱瓣头草”？多熟悉的名称啊！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寄居在乡野外婆家，一逢春，小伙伴们就挎着篮子到田头挑野菜（挑，常州方言，北方话叫挖）去了，除“谢菜”（常州方言，北方话叫荠菜）、“地盘青”（金花菜）、马兰外，就是“酱瓣头草”了，在我现在居住的小院墙外，前两年居然还曾见过“酱瓣头草”呢。

在我心目中，它是一种野菜，从小就吃过。可王希杰说：“马齿苋是太阳的舅舅。”啊？太阳在天，马齿苋在地，它怎么当了太阳的舅舅了呢？说来话长，书中自有答案，恕不转述。

回到正题。先请看四幅26年前的“旧照片”（说是“老照片”，好像还不够格）。

旧照片

左上：讲台前左笔者，中王希杰，右站者卢绍昌

右上：讲台前左笔者，右王希杰

左下：自左至右：笔者、王希杰、卢绍昌

右下：笔者跟王希杰交头接耳在讲悄悄话

上面四张照片是199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在新加坡乌节路附近的海湾酒店(Bay front Hotel）的教室里拍摄的，当时王希杰教授是受学校委派到新加坡讲课的，我和卢绍昌先生是相约前往拜访他的，卢先生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主任，我俩相识已久。

卢绍昌先生（已故）

事缘1998年9月1日，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文（学位办〔1998〕68号）批复南京大学，同意南大继续与新加坡石林公司合作举办第二期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班。我的三位同事张从兴先生、锺天祥先生和林佑珠小姐都报读这个硕士班。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文：

上课时间到了，我和卢先生留下，本意是想听王教授讲课，下课后就跟从兴、天祥、佑珠他们一块儿请王教授去宵夜的。谁知王教授对我和卢先生说，今晚这堂课由你们来上。卢先生和我被“突然袭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推辞，然而王教授却十分坚持，寸步不让。我看学员们个个笑嘻嘻的，好像在看热闹，他们还挺支持王教授的，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很新奇。拗不过王教授，我和卢先生只得应命，卢先生是长辈、学长，我请他先讲。我那会儿正在筹划编纂《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所以轮到我讲的时候，就以“新加坡特有词语”为话题讲了一会儿。最后，王教授总结，把我和卢先生“吹捧”了一番，这堂课就这么结束了。如今回忆起来，觉得还真有趣，堂堂教授出国讲学，哪有像王希杰这样的？

三

陪王教授逛狮城

王希杰教授传道、授业、解惑，不远千里来到素有花园城市美誉的热带岛国新加坡，我虽非“地主”，亦应尽朋友之谊，于是与王教授约定，在休息日陪他到几个著名的景点走走，放松放松，领略领略蕉风椰雨的热带风光。

我决定由远及近，先到裕廊飞禽公园（Jurong Bird Park）观鸟。飞禽公园坐落在新加坡西部裕廊山的斜坡上，面积20余公顷，1971年1月3日正式开放，为东南亚最壮观的“鸟的天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飞禽公园。

公园依山而建，占地20余公顷，栖息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鸟儿600多种，8000余只。其中“鹦鹉天堂”有鸟舍32个，养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彩缤纷的鹦鹉，每天为观众专场演出，颇受欢迎。

飞禽公园

左笔者，右王希杰

走出飞禽公园，连忙找家餐馆，歇歇脚，喝喝茶，吃顿饭。饭后，再出发。我们乘车前往新加坡本岛南部、离本岛仅800公尺的离岛圣淘沙。这是个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幽美小岛。原名“绝后岛”（Pulau Blakang Mati）,后改称“圣淘沙”，是马来语Sentosa的音译，意为“安乐、安宁”。游客可从海（渡轮）、陆（跨海大桥）、空（缆车）三路登岛，我和王教授边走边聊，步行上岛。
上岛后，我们乘坐高架单轨列车，从轮渡码头，经海底世界、西罗索炮台、缆车站、中央海滩，至圣陶沙中央办事处，环岛一周，居高临下观赏海滨风景，全程6.1公里，40分钟。随后，我们参观了新加坡先驱人物博物馆、蝴蝶馆、海底世界，便来到音乐喷泉处，坐在喷泉的围栏上，以鱼尾狮像为背景合影留念。

左王希杰，右笔者。

我俩合影的背景尽头处是鱼尾狮造像，高37米，9楼是狮口，12楼是狮冠，均设有瞭望台，登高远眺，景观绝佳。当年我们虽未年迈，却也懒得一级级地走上去，何况还要赶下一站呢。这座高大的鱼尾狮是新加坡人心中幸运的象征，她一直护佑着这个海岛国家的安全。

鱼尾狮造像

游罢圣淘沙，我们就回市中心了。

当年还没有智能手机，我用的是傻瓜相机，没配备自拍架，所以都请游人代劳，拍得都还可以，可见“傻瓜不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林万菁博士的学位论文是《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1986年7月出版，508页），他久闻修辞学家王希杰大名，但跟王教授素昧平生，听说王教授已到新加坡，就约我陪他去拜访王教授。

我们相约在王教授下榻的酒店见面。当天，万菁依时到达，见到王教授后，就提议到就近一家餐馆吃肉骨茶，品尝新马的特色食物，他做东。到了餐馆，过了一会儿，侍应生送来三份肉骨茶，我们就边吃边聊。肉骨茶可也是我的最爱。我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

吃着吃着，王教授的问题来了，他问，肉骨茶怎么不是茶，而是排骨汤啊？万菁解释说，配了一壶工夫茶，吃白饭配排骨汤，想喝茶就喝口茶，所以叫肉骨茶。王教授说：“哦！原来如此！”接着就跟我和万菁讨论起“肉骨茶”的构词方式来了。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肉骨茶”形式上跟“柠檬茶”一样，“柠檬茶”是偏正式合成词，“肉骨茶” 呢，是什么构词方式？

四

王教授最后名著

上文结尾提到“肉骨茶”的构词方式，王希杰教授在其所著《汉语词汇学》 中给出答案。

《汉语词汇学》是《汉语修辞学》的姐妹著作，它借鉴《汉语修辞学》的成功经验，保持《汉语修辞学》的鲜明特色，并有所突破，全书35万字，396页， 2018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王希杰教授最后的名著。

《汉语词汇学》的理论体系有所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坚持语言和言语区分的方法论原则；

贯穿作者提出的显性和潜性理论；

贯彻作者提出的四个世界的理论；

立足现代汉语，兼顾古代汉语；

探索世界语言词汇的共性；

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贴近生活，雅俗共赏。

晓庄学院的钟玖英教授得知这本书即将付梓，便跟我联系，约我写篇书评，以配合这本书的出版，我欣然答应。但是，没看到书怎样写书评呢？钟教授便联系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的编审钱厚生先生，请他把电子版发给我。我认识钱先生，他发电子版给我时关照我，如果发现文字上的讹误，也一并记录下来，随时告诉他，以便及时改正，我照办。

我收到钱先生发来的电子版后，便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最后写了篇书评《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读<汉语词汇学>》。交稿后，钟教授转告说，文章写得不符合一般书评写法，主编决定不采用。

后来，书出版了，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先生约我写书评，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要我马上把书评发给他，很快，他们的汉语中心公众号在2019年4月19日推送了。同年5月15日，上海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语言文字周报》在总第1837期“读书”版，以整版篇幅也发表了这篇书评。此时，王教授的书已经出版15个月了，原本想为他的书“预热”，结果成了“马后炮”。我想“马后炮”就“马后炮”，胜过不放“炮” 。

这篇书评收录在我后来出版的文集《语言的魅力》中。走笔至此，说句多余的话。我想书评不是八股文，写法岂有定式？只要能介绍书的内容和特色，评论到位，不就行了吗？可是，偏偏有人认为“书评”有“一般写法”。果如是，我想那“一般写法”的同义词说不定就是“条条框框”了。

王希杰教授是在《汉语词汇学》第九章第四节“词的句法结构”中论述“肉骨茶”的构词方式的。他说：

词的句法结构可以分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来。例如“肉骨茶”，表层结构同“奶茶、糖茶、花茶、茉莉花茶”等相似、同构、同类，都是偏正结构。仅仅从表层结构着眼，从未品尝过这种茶的人通常会以为是：加肉骨熬制的一种茶饮料。其实是：肉骨汤＋功夫茶。我们认为，“肉骨茶”是张冠李戴式造词，因为“肉骨”是“汤”的修饰词素，“茶”的修饰词素是“功夫’。把‘汤’的修饰词素（帽子）加到（戴到）‘茶’的上头（头上）。”（190页）

按照王教授的分析，“肉骨茶”的构词方式是联合结构。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国陕西省的一种传统特色食物“肉夹馍”，有人认为不合逻辑，应当是“馍夹肉”，是主语＋谓语（＋宾语），即肉（主语）＋夹馍（谓语，动宾结构）。事实上，“肉夹馍”是偏正结构：肉＋（夹＋馍）。“夹馍”是夹带菜肴的“肉夹馍”。“夹馍”是偏正结构。“肉夹馍”是“夹馍”中的夹肉的馍。（同上，181页）

在新加坡工作时，还有一个一直困惑我的例子，就是苏共原总书记“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能不能简称“老戈”。在苏联解体前后，戈尔巴乔夫是个新闻人物，天天见报，就难免要上标题，这可难为编辑了，因为而我们的标题强调字数要少，八到十个字，而“戈尔巴乔夫”已经五个字了，还没说他干吗呢。那时，我在《联合早报》工作，大家商量后决定就像华人那样用“老×”称呼。“老戈”一见报，读者就反映说，他又不是中国人，怎么也可以像“老赵”“老钱”那样称呼呢？于是我用笔名“崔卯求”写了一篇“新闻随笔”回应读者，题目是《“老戈”与“老齐”》（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0年2月9日言论版，“老齐”指罗马尼亚共产党原总书记齐奥塞斯库，Ceausescu）。

新闻随笔《“老戈”与“老齐”》

拙文只是说“‘老’字作为构词前缀，意义越来越虚，几乎只能作为一个构词标志了”。这句话并没说错，但说得不透彻。后来看到香港茶餐厅门口有个告白，上面写着“本店奉送啡和茶”，而香港有个社区词叫“斋啡”（black coffee），内地叫“清咖”。“咖”和“啡”是两个译音字，不但独用，而且前边都有修饰词素，联想到“的哥”“的票”，“迪吧”“迪厅”，“小巴”“中巴”“大巴”“校巴”“旅游巴”等等，怎么解释呢？在《汉语词汇学》中，王希杰教授把这种现象解释为“非词素词素化”，而“非词素词素化之后，取得了造祠资格，具有能产性”。“多音节外语音译词经常通过紧缩法词素化”（同上177页）。我在《“老戈”与“老齐”》一文中语焉不详，王教授解析得很透彻。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

王希杰教授是修辞学家，他写的语文随笔，文采斑斓，引人入胜。我想修辞学家著书立说，一定也很讲究修辞，果不其然。读王教授的《汉语词汇学》，如沐春风，惬意轻松，原因之一就是他用了随笔漫活式而不是学究式的语言。这是王教授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

王希杰教授说：“词汇学和修辞学是语言学走向社会的桥梁，它们为语言学赢得社会效益，塑造了社会形象。词汇学是语言学中最富有情趣的学科。”词汇学“理所当然地是语言学中最有人气、人味、人缘的学科”。

我后半生有16年是在海外媒体从事文字工作的，工作中碰到的难题几乎都是词用当中的问题，有时我说对了，但是找不到理论依据，找不到武器。读了王教授的《汉语词汇学》，武装了自己，再碰到“老戈”之类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2019年7月我看到，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在新闻报道中提到本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温斯顿·皮特斯（Winston Peters）时，为称说和行文简便起见，称他为“老皮”已经20多年，受众早就习以为常了。

岂料当年5月28日，新西兰的英文媒体突然向中文媒体问难，文章援引该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安-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的话说，称“老皮是一种带贬损性的称谓”，是有歧视性的“不道德”（unethical）的称呼，进而上纲上线，说这个称呼是“中国影响力渗透纽西兰的又一有力证据”。随声附和者则说“老皮”有“老坏蛋”“老无赖”“老滑头”或“老狐狸”之意。

华文《先驱报》被指是使用“老皮”最多的媒体之一。6月4日，该报发表《别了，老皮！》，严词驳斥，指问难者是“文字迫害”。正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最可爱的当推“老皮”皮特斯先生本人了。他向外交贸易部的工作人员咨询后说：“我得到的建议是，老皮这个称谓并不构成贬损，但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如果一个人坐在打开的窗边一直张着嘴，总会有一只烤鸭飞进他的嘴里。”

我写了篇短文《“老皮”之“皮”》，文章引用了王希杰教授在《汉语词汇学》中的论述。拙文发表在2019年7月19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言论版上，算是对纽西兰中文《先驱报》的“声援”吧。我国上海的《语言文字周报》转发了这篇文章（总第1848期，2019年7月31日，标题改为《“老皮”在新西兰》）。《“老皮”之“皮”》也收编在拙作《语言的魅力》中，题目改为《老皮，皮特斯》（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11月）。

五

感恩学术大家庭

江苏省修辞学会举办的第四届“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定于1999年10月16日至18日在常州工业技术学院举行，会议名称为“走向科学大道的修辞学”。

常州是我的家乡，我的三位正在修读南大中文系新加坡硕士课程的同事按照规定，每年都得到南大一次，当面聆听导师的指导，并参加有关的活动。他们也都接到修辞学会的邀请函，于是我们商定，于10月15日搭乘新航班机直达上海，到常州参加研讨会。

10月中旬，正是秋高气爽，菊香蟹肥稻黄的丰收季节。10月15日下午，我们一行四人——锺天祥、张从兴、刘佑珠（女）和我到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时，会上派出的一辆接我们的小巴已在出口等候了。我们从机场出发，一路往西，在傍晚时分到达阳澄湖服务区，便下车稍事休息。

四人信步来到阳澄湖畔，但见湖水浩渺，碧波荡漾，夕阳的余晖映照水中，好一派江南风光！我情不自禁地唱起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对我国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关心中国政事的新马华人大多耳熟能详，那些著名的唱段，他们多半能哼上几句。我从小就喜欢京剧，经历了“文革”，《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是我最喜欢的两部“革命现代京剧”，凡是老生的唱段，几乎都能模仿几句。

过把瘾后，继续上车，进入常州地区，天已擦黑儿。当晚，三位同事留宿我老弟家中。所以一到家，我就马上给王希杰教授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到啦！”王教授闻讯，很快赶到我家，见到老友和他的三位学生，格外开心。我弟媳早已整备好一锅清蒸大闸蟹，于是大家边吃边喝边聊，其情其景，唯有“温馨”二字方能形容。

这次学术研讨会前冠以“国际”二字，我们四人就很“国际”了。张从兴先生是新加坡人，那时他在《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组工作。从兴老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人称“杂家”，又称“神童”。他写得一手诗词和文章，尤其是时评，发表在《联合早报》的言论版上。他也在我国的《环球时报》《南方都市报》等纸媒上发表过国际时评，因而在我国媒体界有一定知名度。锺天祥先生是马来西亚的资深报人，曾任香港《亚州周刊》驻吉隆坡特派员，当时在《联合早报》担任国际新闻副主任，主要负责东南亚新闻。离开新加坡后，曾任香港《明报》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总编辑。刘佑珠也是马来西亚人，负笈台湾，就读辅仁大学，学成回国，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广告部专责处理广告文案。我是香港特区永久居民，从香港应聘到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工作。其时忝为集团语文顾问，已进入退休倒计时。

自左至右：张从兴、笔者、刘佑珠、锺天祥

我国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大连外语学院院长汪溶培、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从莱庭、苏州大学教授陆庆和、平顶山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主编孟建安、无锡江南大学教授陈炯等。大会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由王希杰教授主持。

全体与会人员合影。前排左四起：沈孟璎、笔者、王希杰。后排右五起: 锺天祥、刘佑珠、张从兴

我从内地移居香港，几年后又从香港到新加坡，在《联合早报》专事文字工作，因此特别留意祖国大陆、台湾地区、港澳特区及新马泰（中文/华文）报章的语用状况，在华语应用中，每有所得，便写成短文，发表在《联合早报》的副刊上，从1984年10月到1994年10月的10年间，发表了两三百篇小文章。1995年春节，我选了72篇，以《狮城语文闲谈》为名，结集出版。这本小书我曾赠送给王教授多册，原因是人家向他借阅，不再归还。王教授对我说，人家不还，就向你讨。我是有求必应。

《狮城语文闲谈》新加坡联邦出版社出版

意想不到的是，在这次会上，修辞学会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拙作荣获1990——1999年学术著作评比荣誉奖。我的小书并无学术含量，算不上学术著作，修辞学会给我颁奖是鼓励我在海外文字工作一线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

【附记】讽刺的是，我在内地的孔夫子旧书店网上看到有人转让这本书，作者签名本售价人民币180元，非签名本卖120元，我的签名值60元呢。

荣誉证书（1999年10月）

2000年10月，我退休回到香港，后为公司返聘，又通过互联网为新加坡服务了六年。2008年，我辞去新加坡的工作回到家乡常州，为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因为人在常州，王教授和省修辞学会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给我学习的机会，每次年会，只要人在常州（冬天我回港避寒），都会邀请我参加。2016年12月，八届一次理事会决定表彰我，我又一次获颁荣誉证书。

下面三张图片是我2008—2015年间参加参加研讨会的留影。

2008年11月29日年会，无锡

2009年5月年会

2015年10月年会，扬州

下面一张图片是2019年5月11日省修辞学会在常州的江苏理工学院222会议室召开理事会，会后王希杰教授和理工学院领导及理事们在人文楼前合影。这是我收藏的跟王希杰教授合影的最后一张照片。

最后合影
左二钟玖英教授，左四宗守云教授，左五王希杰教授，右二赵贤德 教授，右三钟敏教授，右四张炎荪教授，右五笔者。

去年12月1日，晓庄学院的钟玖英教授发微信告知，今年7月12—14日南大文学院和江苏修辞学会在南大仙林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国际语言、传播与修辞学论坛”，会议主题是“影响与变革之辞——语言与修辞的力量”，邀请我参加。今年4月26日，会务组汤蓉小姐打电话给我，并发来参会回执，落实参会的具体事项。

为了参加今年的研讨会，我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些当年参加江苏省修辞学会活动的图片，撰写了回忆我与王希杰教授交往的过程。作为江苏省修辞学会的会友，成为学会大家庭中的一员。30年来，我能参加学会的学术活动，聆听朋友们的高论，随时向他们请益，感到十分幸运、非常荣幸。

我长期在境海外工作，远离家乡，深深地感到，江苏省修辞学会是个温馨的学术大家庭。

六

永远纪念王希杰

我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从事文字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必须特别留意祖国大陆、台湾地区、港澳特区及新马泰中文/华文报章上新闻语言的应用，特别是词语应用上的差异，以便进行比较，斟酌取舍，提出建议，供同事们参考。

在工作中，会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有趣的语言现象，比如“你”和“妳”，“他”和“怹”，“波霸”和“箩霸”，“打歌”和“打书”，“踢死狗”和“迪斯科”，“咸鱼翻生”和“咸鱼翻身”，还有什么“死爸好”，“唱后庭花”，“当红炸子鸡”，“眼睛大吃冰激凌”，“中乐、华乐、民乐、国乐”，“印度煎饼”“印度抛饼”“印度飞饼”“印度甩饼”，等等，便写成四五百字的“短文”，或解析，或评述，或讨论，发表在《联合早报》副刊的《语文杂谈》《语用漫谈》《论语说文》等专栏上。有时也写千把两千字的语用长篇评论，发表在《联合早报》的言论版上。

报馆既不是高等学府，也不是研究机构，每天的工作，大家都是挺赶时间的，因此我很少写论文，除非应邀参加学术研讨会，才提交“论文”，因为这是研讨会的规定或者说是一道“门槛”。2023年12月15日—17日在广东江门举行的“祖语传承：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没有规定受邀参加会议的学者须提交论文，事实上也没有人在会上宣读或发布论文，大家的发言就是研讨。

自1984年10月以来，我发表了不少谈论语用的文章，大多是短文，先后出版了四个集子：

《狮城语文闲谈》，收编72篇短文，151页，1995年由新加坡联邦出版社出版；

《缤纷世界说语用》，收编89篇短文，229页，2003年3月由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语言的风采》收编157篇文章，以短文为主，343页，2012年3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语言的魅力》收编71篇，长文较多，356页，2022年11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以上四册合计389篇。

上面第一本书出版前，因尚无互联网，大叠文稿邮寄到国内，颇为不便，所以没有事先寄给王教授审阅，出版后才把书寄赠给他。第二本书编辑的时候，网络传输已经十分方便了，所以书稿编好后就发给王教授，请他提意见并赐序。他写了一篇五千余字的序言。

这篇序言是王教授在2002年9月25日“于中国南京北阴阳营8号6－502室”写的，我猜测他是在家里写的。

序言分四部分，颇多溢美之辞，令人汗颜。

我钦佩王希杰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了《汉语修辞学》《修辞学通论》《汉语词汇学》等近三十种学术专著，发表了六百多篇学术论文，还写了两千余篇深受读者喜爱的语言随笔。“他被公认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第一人，他的修辞学研究体现了中国修辞学的最高成就。”“他的语言随笔小品更是受到读者的热捧，被学界称为‘王希杰现象’。”（钟名诚 钟玖英编，王希杰著《言为心声》后记，第28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0月）

“同声则异而相应，意合则未见相亲。”我在新加坡写语用短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跟新加坡本地读者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朋友们相应相亲的。在写法上，我以两位学者为榜样，一位是老前辈周有光先生，一位是修辞学大家王希杰先生。他们二位著作等身，都是语言学界的巨擘，但是他们都写了大量的可读性很强的语言小品。我爱读他们的小品，涂鸦时就模仿他们。

拙作《语言的风采》出版前，我从网上把文稿传给王希杰教授，请他提意见并写篇序。王教授谦虚地说“我不会写序。老朋友盛情难却，就这么写上几句。”序文作于2010年4月26日，地点是“南京秦淮河畔”。这篇序文不长，王教授说：

近年来，什么“拯救汉语”“打响汉语保卫战”“拯救方言”“保护方言”的口号甚嚣尘上，甚至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作《汉语的危机》（朱竞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32页）。我以为，说13亿人所说的汉语还需要拯救，还需要保护，这是非常荒唐的，而且，谁有本事来拯救汉语、来保卫汉语呢？

又说：

有人轻视短文，崇拜长文章。其实，短文并不一定就那么容易写的，长文章也并不一定就那么难写的！

这就是王教授的性格，实话实说，刚直不阿！

在序言的开头，王教授还讲了一句使我惭愧、感动，鼓舞、终身难忘的话：

这些短文体现的是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需要这样的短文。

王教授还像往常一样，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向朋友们问候“早安”，但是，下午钟玖英教授就发微信传来噩耗：16时10分，王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逝世了。我突然失去了相交有年的老朋友，悲恸不已，

王希杰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了，回想当年他对我的厚爱，至今心存感激，难以忘却。谨以本文作为对他的永远的纪念。

2024年4—5月初稿6月18日修订于龙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