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
贾文俐
在我退休的静好岁月里，1958犹如一首老歌，时时回荡在我的日，我的夜。
1958年，我九岁。 有一天，我正在店里坐在爸爸的大腿上，突然一辆车子停在门口，爸爸立刻放下我，笑着说：“国回来了！” 爸爸快步走到大门口迎接我的哥哥。哥哥先抱拳拜爸爸，然后他就拥抱爸爸。我站在旁边看， 姐姐也赶出来看。哥哥拉拉我和姐姐的手，摸摸我们的头说，“长高了。” 哥哥迫不及待地找妈妈，进到屋里，他也先抱拳拜妈妈， 然后紧紧地抱住妈妈。两个人都哭起来，爸爸在旁边也跟着掉眼泪。爸爸指着躺在摇篮里的妹妹说，“这是你的妹妹，已经四个月。”
巴东的华人对中国的传统礼仪固守得很紧，见到长辈都要先拱手拜。我刚到台湾念书时，在一个婚礼上，叔叔介绍我给山东乡亲们认识，我也绕着圈子一一向他们拱手拜，弄得他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
我对哥哥完全没有印象，从妈妈口中得知他很会读书，小学到初中跳了几次班。他到棉兰的苏东中学念高中时，也跳过高中一，直接念高二。我隐约记得他去台湾读书时，当时的应时学校师生浩浩荡荡搭了好几辆大车到机场送行，因为他是巴东第一位到台湾读书的学生。临上飞机前， 哥哥在机场拉小提琴，大家一起唱爱国歌曲。飞机还为此等着哥哥上飞机。
我对1958的记忆很强, 因为那一年也是爪哇军到苏门答腊岛平复叛军的年代。爸爸的老乡，马叔叔，由北干到棉兰去办货，经过巴东，在我们家住宿。爸爸苦口劝他不要回北干，因为路上很不安全。马叔叔坚持要回去，结果几天后就到消息，马叔叔和司机在路上被乱枪打死。我坐在爸爸的大腿上，跟着爸爸掉眼泪，马叔叔刚刚送给我和姐姐一条金项链。
由于这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开战，每一家必须在家里用装有水泥的袋子叠成防空洞。妈妈准备几个布包包，里面放着几件衣服，每人一包，逃难用的。只要警报一响，我们就拎着布包包到防空洞里去躲。有一晚，炮声隆隆夹着稀稀落落的枪声，哥哥在台湾受过军训，他一听就说，地方军完了，这不是机关枪的声音，这是手枪的声音。于是爸爸和哥哥上到楼上的阳台去看，我也跟着上去。只见炮火在空中乱飞，然后远方就起火了。哥哥推断那炮火落在靠海的房子。
局势变得很紧张。听说当时的政府亲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对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由台湾回来的华侨学生很不友善。因此在爪哇军还没占领巴东之前，爸爸叫哥哥快速到雅加达去避一避风头。
那一天终于来了。邻居的阿姨气急败坏地跑来说：“爪哇军进城了！“ 好几天了大家都不开门做生意，就怕这一刻的到来。爸爸在已关上的大门，加上木栓及桌子椅子顶住。
到了晚上，大约九点钟，听到军队哒哒哒走在路上的声音。爸爸从楼上前房的窗口，掀开窗帘的角落往下看，我也跟着看。整条街黑黝黝的，每一家都把灯熄掉。一整排的军人在微弱的月光下，很整齐地排在街对面。一位军官在路上来回叫：“先生太太们，请给我们水喝，我们不会打扰您们。” “请给我们水喝。” 叫了一阵子，只听到“咿呀”，右邻开汽水厂的林伯伯开门了， 拿出水壶给军人喝。然后左邻卖炒面的阿伯也开门给他们水喝。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哒哒哒地开走了。
隔天一大早，我坐在后门和邻居的孩子们大谈特谈我昨晚的所见所闻，结果被爸爸大喝一声，叫我进来。我从来没被爸爸骂过，不禁哭了，听爸爸训斥：“你这样子到处乱讲很危险的，万一被地方军人知道了邻居给敌人水喝，不是要人命吗？”
爪哇军进城以后，一切都没改变，只是大人说话常常咬耳朵。每天早上洗完澡，我就去店里悄悄地走到爸爸的背后，然后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一声，把爸爸吓一大跳, 我就哈哈哈大笑地坐在爸爸的大腿上。
有一天，我在店里，爸爸正和哈山聊天。哈山是本地人称的“流氓“头子，他叫爸爸“爹”。起因是有一天，爸爸和我走在路上，哈山突然窜过来想抢爸爸衬衫口袋里的钢笔。爸爸一手抓住他的手，顺势把他的胳膊反转，他立刻倒下跪在爸爸跟前。从此，他和爸爸结交成为朋友， 并称爸爸为“爹”。
这时，一位军人走进来买东西。不知为何，他突然打了店里的员工一巴掌。爸爸站起来说：“你为何打人？” 哈山也立刻站起来要冲过去，可是被爸爸制止了。当时的爪哇军横行霸道，很不讲理， 民众对他们敢怒不敢言。那军人不多说，叫爸爸跟他上车。我拉着爸爸的手坚持要跟爸爸上车。
到了目的地，我一看上面写着很大的KMK, 知道那是军人的总部，他们常常在里面虐待民众。我抱着爸爸大大声地哭起来。进到那位军人的办公室，我还是抱着爸爸不放。后来军人叫爸爸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说了几句话。然后，爸爸拉着我的手，又坐上刚才来的车子回家。到了家，才知道那位军人说看我哭得很可怜，他也有一位女儿，和我一样大，所以他放了爸爸。
自从这事件以后，那位军人和爸爸成了好朋友。他请我们一家到他家吃饭，并派他的司机来接。抵达他的家时，他刚打网球回来，身穿白色的网球衣，拿着球拍，满脸笑容，很是帅气。后来爸爸也回请他及家人来家里吃饭。爸爸说他是军官，官阶很高。当我在棉兰念高中时，看中文报纸报导，他已升官当了苏北总司令，报纸还有他的相片。
果然当局对国民党很不友善。过不了多久，我念的应时学校遭封闭，我还在四年级。应时学校的教育品质很有名，小学三年级开始用毛笔写作文。到初中，国文，地理及历史考试，都必须用毛笔。老师在最后一堂课说，“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一定要继续读书。没中文学校念，就念印尼文学校。” 爸爸把我和姐姐转学到亲新中国的新华学校。刚开始，一路上邻家的孩子们，对着我和姐姐大叫：“投降！投降！” 我们只能低着头快步走过去。当时的侨界就是如此泾渭分明，分成两派，各拥其主。
我从来没有想过失业以后的老师们如何生活。有一天，我帮妈妈到巴刹去买菜，突然看到学校的一位男老师在转角的地方摆摊子，卖糕饼。老师看到我，很尴尬地叫了我一声：“文俐。”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当时年纪还小，不懂为五斗米折腰的滋味，只是非常难过，至今还是很难过。
虽然生活回复正常了，可是每天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有一天， 对面开理发店的孙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说：“不好了，贾先生被抓了！” 在应时学校，大家一律称男女老师为先生，即使是不教书的一般朋友也互称先生, 表示尊重。老年人，年轻人都称爸爸为“贾先生”。妈妈听说爸爸被抓了，立刻昏过去。后来才知道，被抓的是应时学校的校长， 张资谋先生。来报信的孙先生是上海人，“贾先生”和“张先生”都是一个口音，分不清。
张资谋先生原本在星加坡给学校找师资，由于张先生的夫人，邵先生，在棉兰突然过世，于是张先生由星加坡赶回印尼，就被逮捕了。
张夫人，就是邵先生，是妈妈的结拜姐妹，所以我称邵先生为姨妈，张先生为姨父。自小姨妈就非常疼我，每次来家里，老远就“宝宝，宝宝”的叫。我生日，姨妈带顶着大竹篮的佣人来到家里，竹篮里盛满了各种糕饼，面线，红鸡蛋及好几块布料，都是送给我的。这份爱今世是还不了了。
姨父长得很威武，五短身材。姨妈高高瘦瘦，穿旗袍。姨妈的女红远近闻名，学校的校长室挂着大幅姨妈刺绣的一条龙以及一只老虎。妈妈说，姨父和姨妈伉俪情深，每天吃完晚饭，两人就在校园里散步。 他们有谈不完的话，姨父还常常给姨妈写情书。虽然是老夫老妻，他们对彼此都很客气。
1958的巴东，犹如笼罩在悲怆交响曲里的世界, 充满了恐怖，不安及焦虑。我的姨妈在1958过世，随之而来的是我的姨父被逮捕。当姨父被转到巴东的监狱时，没人敢去探望他，因为自身难保。爸爸和朋友商议，让妈妈带我到监狱去探访姨父。
那一天，妈妈和我乘着马车到监狱，报了名，等了一会儿，就听到姨父在叫：“文俐，文俐！” 铁窗很高，我只能仰起头来看我的姨父。他变得很清瘦，在烈日的照耀之下，他的脸上露出一股正气。我早就听说过，姨父曾经被日本军抓走，日军要他供出巴东华侨的抗日组织，据说诗人郁达夫先生是此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经过三个月的拷问，姨父毫不屈服。他的英勇，赢得了日本人的尊敬，最后释放了他。
妈妈把食物及一条毛毯交给姨父。姨父在里面睡在水泥地上， 没有枕头， 也没有被单。姨父被关了三年，1961年获得了自由，台湾政府把姨父接回去。当时台湾，香港，星马以及印尼各大城市的报纸大肆报道。在机场姨父捧着姨妈的骨灰，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并被聘请为侨委会顾问。我到台湾读书，遇到很多麻烦，因为我念的棉中被认为是亲大陆的学校。多亏有姨父为我到处奔波， 我才能顺利成行。我到的第二年，姨父就过世了，享年七十岁。当时治丧委员会的召集人是马树礼先生，蒋先总统颁发的輓额高挂在灵堂正中央。
在这动荡的1958，我们家离开相处了多年中华街的邻居们，搬到更热闹的另外一条街。新邻居是印度人，我们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时，两家决定把在后院中间的篱笆拆掉，方便两家人来来回回。
1958的巨浪起起伏伏地承载着我九岁的童年，它四溅的浪花激起了我对亲人的思念。我很清晰的记得，经过军人事件以后，每次和爸爸走在路上，我都会紧紧地牵着爸爸的手。这习惯一直持续到我结婚以后。
有一天，我挺着怀孕的肚子，牵着爸爸的手走在雅加达的Pancoran，那些卖布的小伙子纷纷出来看，其中一位开始唱：“妹妹，我爱你”，整排店的年轻人嘻嘻哈哈地跟着唱：“妹妹， 我爱你，我爱你， 我爱你。。。。。。”。一位年轻人对爸爸说：“阿伯，阿伯，给妹妹买布，水哦！”爸爸很生气的说：“ Hush，她是我的女儿，别乱说！”
随着爸爸语音的落下，我看到1958在向我摆摆手。是的，舞台剧已经结束了，演员很好地演绎了各自的角色，并且退场了，我不该再留恋。于是我用力地甩甩头，挥挥手，向1958说：“再见，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