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小黑《白水黑山》与潘雨桐《清明时节》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桂茹）
当代马华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关注社会现实、书写华族底层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往往把视角定位于小人物的家庭生活琐事以及他们的命运与情感变迁。暴露黑暗、同情底层，显示出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在这一系列小人物的悲喜剧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这一要素在小说中的特殊份量。无论是整个华族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动荡与挣扎还是华人家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飘泊与不安，历史都成了马华作家难以割舍的情结。他们反思历史也好，解读乡愁也罢，共同的书写惯性常常就是关于华族、华人历史的想象与建构，从而表达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的看法。马华作家小黑与潘雨桐正是这批作家中的佼佼者。两位作家的底层视野以及他们在处理人物间关系尤其是家庭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相似是本文把二者放置于同一平台进行比较的主要原因。通过比较小黑的《白水黑山》与潘雨桐的《清明时节》，本文将尝试解码两位作家对相互缠绕的国族历史与家族历史的想象，从而发现前者执着于历史的底层，而后者则关注底层的乡愁。
底层视野指的是作家将问题的焦点指向华族的普通人物尤其是小人物身上。在小黑的《白水黑山》与潘雨桐的《清明时节》中，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普通华人家庭中的人物。这也是两位作家一贯坚持的人道主义立场与创作准则。家庭是人物活动最初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人物与其它一切社会关系发生纠葛的基础。因此，透视人物间的关系特别是家庭成员间的微妙关联，是作家的底层视野得以延展的支点。当然，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他们要么曾经是历史潮流中的一朵浪花，要么是现实空间里的一个角落。因此，小说的底层观照离不开底层人物、底层家庭在历史与现实发展中的时空坐标。那么小黑在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白水黑山》中是如何建构他的底层空间呢？可以说，小黑的小说是马华文学中反思历史的风向标。他用自己对历史的深厚观照构筑起了20世纪末南洋华人“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的艺术世界，在历史的深广维度上延展他对于历史环境中的人、对于那段历史的思考空间。在《白水黑山》中，作者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缠绕中呈现了黑山、白水两镇杨、陈、白三家从三四十年代抗日卫马斗争到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这40余年中的沉浮兴衰。正如作者在小说集《白水黑山》跋文所说，小说关注的是“小人物被动的悲哀”。因此，在他的历史视野与小说目光中，审视历史对无辜家庭、对小人物的冲击与伤害更能凸现历史的真实，聆听小人物们的悲欢离合更是反思那段曲折历史的有效途径。于是在这一段历史纠葛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悲剧人物纷纷登场，如“父亲”、“母亲”、老锥婶、几个舅妈等等。这些人物承受的不仅是失去亲人的痛苦，而且更是身体与心灵的伤害。为了表现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小黑往往把人物放置于家庭场景中来把握。《白水黑山》写了几个不完满的、受伤害的家庭。如“我”的家庭中，母亲的形象看似一直在场，事实上母亲的出场都仅仅存在于“我”的回忆叙述之中，母亲的形象是一种隐性的出场，只有孤独伫守家园的父亲是一直出现的。不在场者当然让人心痛，但他们的缺席造成了以这些人物为圆心的亲情网络无情地崩溃，这是任何政治事件也无法弥补的情感裂痕。再如老锥婶被凌辱以致瘫痪等等，这些都是历史遗留在人们身体与心灵上的伤疤。
而潘雨桐的《清明时节》也是通过一个华人普通家庭的生活侧面来勾勒底层的活动空间。小说以清明时节杜正衡带着儿子、孙子为其父亲杜敬堂扫墓这一事件，引出了杜家四代在马来西亚的漂泊史与拼搏史。小说用倒叙的手法由杜正衡回忆父亲杜敬堂带着妻儿离乡背井，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变迁与历史动荡中艰难生存的经历。飘泊者的无根性导致了其身份认同的危机。小说不仅写记忆中杜家的困境还带出了许多南来的同乡人共同的焦虑。这里作者把家庭的苦难扩大到了整个华族的苦难来叙述。在两种历史的交织中，小说无疑是要强调家族的历史。因此，小说把底层视线聚焦于杜家。无论是被驱赶被迫重新安家还是辛苦存下的钱化为乌有，杜敬堂一辈人漂泊南洋充满了辛酸；而在归乡无望的情况下儿子杜正衡开始扛起了一家人的重担，摆地摊赚钱，直到开起一家迷你市场；未出场的“大哥”是这一家的第三代。他同样承担着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管理并经营着这家“全家都指望着它过日子”的迷你市场。这样看来，这个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然而，这不是一个普通家族的发展历程，而是一个华族底层的家族。因此，家族的起浮与衰落都离不开马来西亚历史、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兴衰完全是这些底层人物所无法掌握的。小说选择的虽是普通家庭的日常琐碎生活，人物间的对话显得平淡自然，然而通过几代人的相继出场以及他们各自的苦难诉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华族小人物生存困境的咀嚼与思索。
也许由于视角的相似，小黑与潘雨桐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手法在这两篇小说中也可以发现共同之处，他们都试图进入不同时代的人们相互隔膜的思想空间。在小黑看来，过去的历史，不在于它已经过去，而在于怎样理解过去。然而小黑发现，人们认识历史的方式可能因为时代的差异产生心灵的隔阂。这是作者设置人物关系的一个有意味的向度。《白水黑山》中不少地方写到了两代人对历史真实、对生活、对人情世故等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隔膜。正如小黑在小说集《白水黑山》跋文中所说的，“这些斗争者的后裔，如今又有几人追随他们的足迹！”[１]的确，父辈从事斗争事业的神圣感在历史的变迁中可能被误解、也可能被消除，宏大的历史潮流可能被时间之流冲淡，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也可能被当下的言说所化约。当父辈仍然执着于历史传统与个体记忆的萦绕时，“我们”的历史感却早已消退，在“我们”看来，历史的深度失去了，历史上的过去消散殆尽，只剩下了纯粹的永久的现在。这有如拉康所言“符号链条的断裂”。然而，这里所说的“断裂”已不仅仅包括前文所说的历史与情感裂痕，它还表征为意义指符的明确转向以及历史意识的重大变迁。杨、陈、白三家的恩恩怨怨以及他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一直埋藏在父亲的心里，他坚守着那一片树林，始终相信他看到的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而“我”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立与联系中建构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方式，“历史本来就是朦胧的。白纸黑字记载的，尚且有可能被扭曲了，更不必说凭记忆和口传的真实故事的真实性了。”[２]因此，小说中常常借人物之口强调，时代变了，原来坚持的也会随着环境而改变。正是由于历史意识之“根”或深沉或阙如，人物对历史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人物间的关系一度变得异常紧张。这种理解的差异不仅仅是观念的不同，而更多地是两代人历史感的对立。因为在“我”眼里，父亲及其历史只是曾经的存在并已然消逝，而自己的事业和平静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存在。
潘雨桐《清明时节》中也可以发现作者对于辈际代沟的深沉思考。小说选择清明节这一中国传统节日为时间背景，层析杜家几代人对于传统或执着或附和或躲避等迥然不同的态度。清明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按照中国传统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些传统习俗杜正衡不仅认真延续着，还希望儿子孙子也能跟他一样产生认同感。在美国呆了几年的儿子杜泽波在整个扫墓过程中都一味顺从着父亲。但事实上这与其认为他也认同这些华族传统，不如说他更认同于家庭的伦理观念。他的迁就与附和毋宁是对父亲的尊重。而杜家的第四代却公然违背爷爷的意思，无法对传统习俗产生认同感。孩子们对于祭祀的想象是空白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明白也无法接受爷爷在祖先墓地前的说教。从认同、敷衍到拒绝，华族传统在现实中的遭遇说明了华族习俗在社会发展中可能发生的一系列变迁。除此之外，小说还把场景转到了杜家的“老屋”。这里是杜家祖辈建立的基业，而现在除了杜正衡的母亲仍坚守着这个潮湿、破败、凄凉的小屋外，其它人都搬到镇上去住。只有清明节大家才回来给祖先上香，而今年的清明节小孩子们都不愿意回去，杜正衡的长子忙于生意也无暇顾及此事。当然，“老屋”在这里更象一个背景道具，钟满娇、杜正衡不仅把老屋视为杜家艰难生活与辛酸血汗的见证，更把它看作漂泊者的根，边缘人的家园。于是他们不离不弃地守护着老屋、牵挂着家乡人、保留着传统、咀嚼着回忆、编织着乡愁。而杜泽波却认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固守家园？外面的天空也一样辽阔呵！……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去，落地就会生根……回来，我在家中；不回来，家在我梦里。”[３]扫墓时杜泽波对父亲坚持的传统可以迁就，那么对于家族的想象、对于家园的梦想、对于漂泊与根的认同等方面父子俩产生了正面的冲突。与小黑小说中表现的两代人对历史理解的差异不同，潘雨桐在这篇小说中力图再现的是，当许多马华人渐渐摆脱家园、乡愁、身份、国族等等方面的纠葛与困扰，实现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心理转变后，不得不重新面对“根”这个难题。对于新一代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来说，华人身份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们的想象空间已经没有太深的痕迹了。生活、生长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园和故乡。然而，这一代人虽然认同于马来西亚本土，却又不认同父辈所谓的“扎根本土”。他们宁愿让父辈的复杂乡愁存在于自己再度漂泊的梦境之中。也许只有等到他们也亲身体验了漂泊与无根的痛苦后才能感受到身份认同的焦虑，但是这显然不是作者想追问的，他要强调的毋宁是两代人对于“根”的理解差异与思想冲突。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小黑与潘雨桐在各自的小说中采取了较为相似的小人物视角，而且都擅长把人物置放于家庭中来把握人物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思考历史的主题。然而两位作家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使得两部小说的意义产生了有趣的差别。在小黑的《白水黑山》中，作者虽然意在反思历史，却并不囿于历史事件本身，或是历史在时间观念中的连续与流动性，而是跳出历史的表层，更深层次地思考历史和时代变迁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也即说是，作者诉说的是小人物在历史环境中的沉浮与变迁。当然，家族历史与国族历史始终是相互交织的，家庭的变迁与发展是国族历史长链中微小但又不可或缺的一环。说到底，国族历史将可能影响、甚至重新书写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命运。因此，小黑小说中人物、家庭遭遇的历史更多的是国族历史，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在改变着小人物的命运。可以说，小黑对底层华族历史想象的基础建立在国家、族群的历史领域之上，他反思历史的维度即是书写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普通人物。在这里，历史是小说的背景要素，是人物活动的舞台。然而小说又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和冲突，使历史的编码体系变得不堪一击。小说中历史的解码主要是由三条线索的平行发展来完成的。这三条线索指的就是杨、陈、白三家，它们错综复杂且扑朔迷离，在历史与现实坐标的较量中相互抵牾。尤其是以父亲为代表的一方与杨、白两家的持久对抗。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变迁，人们宁愿抓住当下的契机，让以往的仇恨与恩怨慢慢淡出历史的争夺地带，于是历史的砝码面临不能承受之轻。宏伟的历史图景在现实法则中被彻底解构了。这样看来，历史本身也充满着吊诡。历史存在于时间之流，历史事件在时间标尺上总留下一个或明或暗的刻度，然而时间之流又无情地冲刷着历史的痕迹，使得历史的刻度在现实生活的衡量准则中变得不再明晰。正如作者在小说集《白水黑山》跋文中所说的，“也许是时间太长远了，有许多人经过四十多年的斗争，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开始的了。”[４]由重构历史到颠覆历史，由历史叙事的编码到解码，与其说是小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与创作准则的较量，毋宁说这是小黑本人面对历史与当下二元并置格局时的反思尺度。
比较而言，潘雨桐更致力于对家族历史的想象。正如上文所说，家族历史与国族历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但潘雨桐在《清明时节》中侧重于梳理杜家这一普通华族在马来西亚经历的风风雨雨，并从中挖掘人物对传统习俗与家庭伦理等问题的对立与冲突。对于家族变迁与发展史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人物对家园想象和认同的差异。尽管建构历史的视域不同，但潘雨桐在历史的编码与解码法则上又与小黑的处理方式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即从家族历史与现状的缠绕中解构了历史的份量。祖辈对乡愁的体味到了新生一代已经成了可以供奉的祭祀品。为了寻找这种差异的现实原因，小说直击当下社会现状，层析历史与现实的异度空间。回到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老屋”、红毛丹树都是极富象征意味的设置。这间老屋存放着祖辈劳作的工具、生活的账本、积攒的汇票存根，更是充满了祖辈肩挑岁月的辛劳。可以说，老屋就是这个家族历史的有力见证。而这株不知经历了多少年月、枝繁叶茂的老树不仅解读着父辈们的乡愁，它更表征这个家族早已深深扎根于那一片土地。老屋就是杜家经历了漂泊与挣扎的辛酸和痛苦后心灵的着陆点。然而，关于家族的一切后辈又能明白多少呢？作者在指出辈际代沟的同时，思考着产生差异的社会原因。从杜家第四代的几个小孩子来看，他们对传统习俗的好奇与不解，对老屋的拒绝与躲避，可以看出华人传统观念在新生一代的淡薄。这正如杜正衡所说的，“现在的学校也不知道在教些什么，华文节数那么少，还教不教礼义廉耻，忠孝仁爱？”[５]然而，华文教育在杜泽波看来已是“老古董”，“时代变了，我们总得跟着走，马来文最重要，搞不好马来文，文凭就飞了。”[６]因此，在华文教育不受重视的情况下，华族家庭可能将面对家族历史被淹没的尴尬与无奈。至此，小说已经在历史与现实的穿梭中祛除了历史深沉庄重之魅，颠覆了历史的建构体系。然而潘雨桐对华族的想象远还没有止步。在杜家第三代杜泽波眼中，美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因此他宁愿离开家园，希望在美国自由发展并扎根异国。不难发现，华族历史可能面临着本国精英话语与无所不在的后殖民“认知暴力”的双重冲击，处于后殖民国家的华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同化和双重边缘化了，但他们又很可能以较强的认同感接受这样的处境。因此，华族历史在与马华社会现状的冲突中将不断被解构，华族文化可能丧失其完整性与独立性，而如何使华族传统与伦理价值得以延续是摆在马华人面前的一个课题。这与其说是作者对华族历史的想象，不如说这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马华社会传统与现状的沉重思考。
历史意识是一种深沉的“根”，既表现在历史维度中，也表现在个体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体身上则表现为记忆。小黑与潘雨桐在各自的小说中选择了独特的审视历史的途径，在国族历史与家族历史的想象空间分别诉说着对历史或者乡愁的观照。但他们并没有停留于历史的表层，而是把历史与当下二元并置，借助历史反观现实，凸显着各自的人道主义立场和现实主义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