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网络一篇谈电影的博文，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作者以形象生动之笔，回顾了她在成长中看电影的历史；文章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发展的曲折路程，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我们的成长似乎更艰难，走过的路更曲折，因为我们经历了南洋、中国大陆和香港几个地方，生活一直漂泊不定，一个人的电影史似乎更充满了复杂的时代元素和社会烙印，我们小小的脑袋也从照单全收变为有所选择。。
我们住过的城市很多，集美、厦门、泉州、合肥、香港•••有些记忆已经模糊。比如童年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小城三马林达，好像只有一家叫GOLEZAI的戏院，有没看过电影我已经模糊记不清楚，印象中二哥带我看美国牛仔片应在这时候。
稍大，我们举家搬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我常常到华人街的中华小戏院看武侠片，印象最深的是于素秋的黑白片，那个时候的武侠片还处在没什么特技的阶段，不过人手中可以变幻出火和电流来；还有就是美国的泰山片，他的配角是一位美女和猩猩。惊险的情节常常看得我们我们津津有味。这时候我们还喜欢看美国的西部牛仔片。几十年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我们从大陆移居香港，才知道所谓的“牛仔裤”原来“出处”就是在美国草原奔跑、枪战的“牛仔”。
我的小学在雅加达临近唐人街班芝兰的协和小学就读，我在那里读三年级到六年级。初中就升到巴城中学就读。那时候电影分为十七岁以上和大小咸宜两级，香港进步电影公司长城和凤凰两家的电影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不少，我们称为“进步”，主要是与邵氏电影公司比较而言，认为那是的邵逸夫是“倾向台湾“的。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爱国教育。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这儿的华侨学校影响很大，许多学生都希望回国“报效祖国”。五十年代末期，我父亲在一位著名企业家许先生的写字楼做职员，许先生认识一位专门进口新中国电影的朋友，很多市面上电影院还没放映的中国电影我们就先在他家的电影室看了。那时中国和美国关系恶劣，大部分华侨都响应祖国的号召，反美情绪高涨，抵制美国影片，可看的就是香港长城凤凰两家“左派”电影公司拍摄的电影了。我们多数到大芒果街(MANGGA DUA)的娱乐场“快乐世界“看，那里有几家电影院，还有小小书店、冰室、舞厅、菜馆、租书摊•••我们从电影里“认识”了长城的一群演员，如石慧、傅奇、夏梦、陈思思、李嫱、张冰茜、冯琳、江汉、姜明、毛妹、萧芳芳等，我们也看邵氏电影，知道林黛、严峻、李丽华、尤敏、葛兰、陈厚等这些香港大明星，印象最深的是“小野猫”钟情，她成了年轻一代的偶像哩，而大肉弹张仲文除了胸部特别发达好像就没剩下什么了！由于对美、台的敌对关系，我们没能接触台湾电影。记得长城夏梦主演的《新寡》规定要十七岁才可以进戏院，父母带我进戏院时，被挡在门口，父母只好给了我一些零用钱，在快乐世界内随处逛。在“快乐世界”我们可以租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看他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鵰侠侣》就是这时候，是租回一回一回的油印刻蜡本的。也算我写作的启蒙之一吧！而看那些香港电影，也就看到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市容、半山、别墅、海滩、陋巷、明星的穿著••••黑白片内的一切是那么简陋。毛妹的芭蕾舞很棒，几部电影都是为她度身订造。
告别小城三马林达，在雅加达的时光非常短暂，前后只有七年，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发排华的十号令，规定县以下华侨不能做生意，排华恶浪掀起，波及面很大，带动了大规模的回国浪潮，更由于侨居地除了高中没有更高的可以衔接的华文大学可以选读、满足华侨子弟的知识和学历需求，中国派出了许多接侨船接侨，连没有受牵连的华侨子弟都乘中国派出的接侨船回国。
1960年5月20日我和二哥二姐在椰城的丹绒不绿乌码头告别父母，乘上接侨大轮船“美上美”号回国。先是被安排在集美侨校补习三个月，1960年9月我就开始在集美中学度过四年的高中生涯。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困难时期”，也是我们看电影最多最好的年代。印像中《上甘岭》《地道战》《英雄儿女》《洪湖赤卫队》《鸡毛信》《小兵张嘎》《女篮五号》《芦笙恋歌》《刘三姐》《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董存瑞》《李双双》等等就是在那时后看的，啊，我们后来才知道中国和苏联闹不和，可是很奇怪喔，倒是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苏联经典电影，记得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长达三、四个钟头，就在那时看的；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痴》等等叫我们大开眼界。在集美中学的四年，无论阅读中外名著还是看电影，都是我最好的时期，给我的一生以重大的影响。《芦笙恋歌》里的阿哥阿妹、《柳堡的故事》那兵士和农村姑娘的爱，那种小资情调最容易激发我们那时的男女情愫和荷尔蒙激情：而《上甘岭》里战争的惨烈以及那首唱到二十一世纪的《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也令我们都非常受落。记得那些电影都是在集美镇上那家非常大的礼堂福南堂放映的。困难时期，再饿我们都可以克服过来。精神食粮决不可或缺！
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六十年代中期爆发，那时我们刚好升大学进入第二年，搞完农村的四清运动后又到闽北山区的建宁搞半耕半读，姚文元发表要把吴晗拉下马的《评<海瑞罢官>》之后，我们大学的半耕半读运动搞到一半，就接到学校命令——“停课闹革命”，从此开始了除四旧、打倒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岁月，电影只剩下八个样板戏《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等，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由于不断的在全国无数次放映，那些招牌、程序化的英雄僵硬动作迄今仍记忆犹新，《红灯记》里那首“我家的表叔”。《智取威虎山》里的英雄和座山雕的斗智对白“““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从大学里的小操场到分配工作后在另一间大学的大操场，一听到今晚放电影我们还是很兴奋的，无论是炎热的、每轻轻动一下都要挥汗如雨的夏季夜晚，还是在秋意飕飕的深秋、冷得只能站着看的寒冬夜晚，我们都早早地搬动大椅子小板凳去，在大操场占个好地形好位置。夏天，上面是革命的电影，下面是挥动大蒲扇的声音。后期放映的朝鲜片《卖花姑娘》最煽情，我们那僵硬的感情，一下子被激发，触动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整个中国，无论男女，久违的眼泪突然间如火山大爆发。哭个稀哩哇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2005年6月23日为法国《世界报》写过一篇《看<卖花姑娘>》（《会唱歌的墙》页321，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分析了《卖花姑娘》在中国的特别效应；“有人戏说，如果把中国人看《卖花姑娘》时流淌的眼泪收集起来，会有几顿之重。”当时的朝鲜劳动党学得不可思议，还要来中国研究。莫言认为，那时“国内的艺术，只有那八部空洞说教、不食人间烟火、毫无感情色彩的样板戏。《卖花姑娘》幽怨优美的音乐，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绚丽的画面，美丽的姑娘，凄惨的命运，温暖的感情，大团圆的结局，显然比中国人的八个样板戏高明许多。”“我们当时，并不是为了卖花姑娘的凄惨命运哭泣，我们是为自己哭泣。往大里说，我们是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哭泣。”“《卖花姑娘》在中国的反映，不仅仅是一次文化交流活动，还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它是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的一个标志。”当然，莫言也对影片的公式化毛病做了批评。
七十年代初，带着一颗满是革命电影的、僵硬如石头的脑袋移居香港，那时候香港经济不景气，找份杂工也不易，朋友小张经常与我们在彼此失业、或在上中、晚班的当儿带我们看廉价“早场”。他是有意识地让我们多接触港台和欧美电影，毕竟我们“封闭”了十几年。被形容为“水深火热”的台湾片，电影里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是小资谈恋爱题材的天下，看不到“穷”的影子。琼瑶和导演李行大热，小说拍成电影的无数，造就甄珍、林凤娇、秦汉、邓光荣、谢贤等青春玉女和白马王子的戏码，甄珍的气质迷住了内子••••山地姑娘汤兰花一曲“负心的人”唱得家喻户晓，唐宝云的《养鸭人家》，还有•••香港的电影也让我们打开眼界，李翰祥、张彻、王羽、姜戴维、李小龙、狄娜•••••我们才知道原来文学、艺术、流行、言情、武侠、暴力、三级、为艺术牺牲、床上戏、文艺片等等这些词儿，才明白电影可以如此丰富和多元；而西方尤其是欧美的科幻、励志、惊险、歌舞电影尤其吸引了我。英国的007占士邦、美国的E.T对我和儿子影响非常大。记得那时儿子的学业不太好，他很失落，正好锺汉斯主演的《阿甘正传》上演，属于励志片，非常卖座，儿子要求我带他看。记得我们到了戏院，还要排队买票里。我们也在电视里，录下了他主演的《回到未来》。这个演员我们都喜欢，后来还看了他的《机场中转站》。
我知道我们已经错过了欣赏很多中外经典名片的年代，从八十年代到九十世纪末期，我开始“恶补”，沉迷于“明珠九点半”。明珠台是英文台，经常播映好片，那时还是“录像带”时期，影碟还不流行。虽然比较薄薄地影碟，影带显得太大太笨重，但一个影带只有几块钱。因为白天上班，孩子还小，夜晚又很少出门看电影，家人看电视时我就将九点半开始的外国电影录下来。《乱世佳人》《南非碟影》《齐瓦哥医生》《魂断蓝桥》等等都是又看又录的。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是《迷墙》《月儿照沟渠》》天使追魂》《魂断威尼斯》等几部，它们都用了非写实的手法体现意识，让我万分震撼•••••而我参加了家居附近的影带会，谁会想到它在一夜之间，不堪影碟铺的冲击而倒闭？紧接而来的疯狂的追逐韩剧、影碟图书大猎购，怀旧影碟大收集（根据沈从文《边城》改编的、林黛主演、鲍方、严俊主演的电影《翠翠》就一直买不到）以致到今天仍未止遏的“追剧”，都足以写成另一篇“碟史、剧史”•••••
今天，鉴赏水平已远远在我之上的儿子看到好电影会向我力荐和解读，他“下载”好片的爱好彷佛继承了我当年“录像“的“衣钵”。回顾以上一切，让我明白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艺术之精之美，穷一生时间和精力，追也最不完，我们的一生除了肉体的生命外，艺术属于人类心灵的创造，构成了我们的精神生命，也成了我们生命的另一重要部分，而这种生命才是永恒不灭的。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初稿 五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