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记录 深刻的启示

——读《华语人生》

汪惠迪

新加坡语言学家周清海教授的近著《华语人生》以个人经历与学术视角相交织的方式展示了一幅幅新加坡华语在全球化进程中传承、演变、交融的生动图像。

《华语人生》〔新加坡〕周清海 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4月）

周先生以本人的学术生涯和社会参与为脉络，串联起新加坡华语文发展的方方面面。全书主要由四个版块构成：

1、对新加坡发展中国学研究的看法；

2、华语文国际化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做法；

3、新加坡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的问题与发展前景；

4、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问题。

下面谈谈我的读后感。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由移民构成的国家，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4.2%，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史料记载，14世纪中叶，从中国福建等沿海省份就有国人漂洋过海到达马来半岛和印尼的苏门答腊等地。周先生在著作中就提到一个史实：在马六甲华人坟山中，有一个华人为他已故的马来妻子所立的墓碑，碑上款识是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

1819年1月29日，英国人莱佛士进占新加坡，新加坡开埠。两年后的1月28日，第一艘从厦门起航的中国帆船到达新加坡。此后中国船越来越多，不仅来自厦门，还有广州、潮州、上海等地。截至1836年，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已有1万3749人。他们之中，有商人，但以劳苦大众居多，他们离乡背井，到异国他乡去讨生活。

又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截至1931年，新加坡当地出生的人口才逐渐超过移民人口。笔者列举这些史实，是想说明新加坡跟中国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堪称亲戚关系。因此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新加坡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周清海教授把“中国学”当做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基础教育课程华文而言，周教授认为新加坡的华文教学应该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语言的目标，一个是文化的目标”，他把这两个“目标”比喻为“轴心”。第一个轴心，即语言，是可以调整的，是可以“把程度调低一点”的；第二个轴心是文化的传递，周先生说“这个部分是绝对不能失去的”。令人遗憾的是，新加坡一批华文教学工作者“忘了第二个轴心”。周教授认为“语言和文化是并重的”。

华人华语，天经地义。华文教学绝不能脱离文化，那么这文化该是什么文化呢？新加坡跟香港一样，可是个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啊，华人必须学习的是西洋文化吗？不是。如果华人学西洋文化，岂不数典忘祖了吗？所以华人要学的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哪里呢？怎样挖掘呢？到哪里去找寻呢？又怎样承继与发扬光大呢？新加坡研究文史的专家学者不但不能回避，而且必须正视并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周清海教授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1994年4月，周清海教授创立了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他先后邀请了好几位研究社会语言学、现代汉语词汇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的中国著名的专家到新加坡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周先生把一部分研究成果汇编成《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一书（玲子传媒出版，2002年），此外还出版了《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新加坡闽南话俗语歌谣选》《新加坡闽南话概说》等多部专著。

接着，周先生又创办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主要目标是“向大众介绍中国语言文化，是普及性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周清海教授这么做是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是符合新加坡的国情与国家利益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说：

新加坡的华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

我们将能培养一批精通华文第一语文的学生，并且确保这批人能扮演教师、翻译员、外交官和商人等重要角色，通过报章、电视等途径，把华文传授给下一代。这些人将协助保留华文，使华文在新加坡社会里、文化里充满活力，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了消除新加坡华人跟海外华人之间，海外华人相互之间，特别是海外华人跟中国人之间沟通上的障碍，周清海教授创议通过国际合作编纂一部词典，这就有了后来的《全球华语词典》（2010年5月）和《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年4月）。

2005年11月3日，李宇明和周洪波二位在陪同周清海教授从北京前往天津参加研讨会的途中，洪波建议敦请李光耀担任词典的荣誉顾问，他和李宇明先生都认为“李资政德高望重，在华人社会地位崇高，如果李光耀资政能当荣誉顾问，将给词典增色不少”。因为周先生从1975年起一直担任李光耀的华文教师，民间称他为“国师”，所以洪波他们请周先生促成此事。

周先生回到新加坡后，立马给李光耀资政发电邮，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资政马上回电邮，答应了”。另一位荣誉顾问是李瑞环先生。

《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出版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小国不仅有大外交，小国还参编了一部全球华人都适用的大词典。

《华语人生》在写作上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个人叙事与学术思辨结合，以“人生故事”为线索，将学术观点融入具体经历，如参与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过程，兼具可读性与思想深度。

二是立场客观平衡，对新加坡华语政策的利弊、本土化与标准化的矛盾等议题，均以实证数据与案例支撑，避免情绪化批判，体现了学者的风范。

三是全球化视角下的在地关怀，跳出了单一国家的框架，将新加坡华语置于东南亚乃至全球华语及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考察，凸显新加坡作为海外华语“样板”的研究价值。

四是为海外华语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拓宽了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为华英双语政策、语言认同等议题的探讨，提供了可资其他国家参考的语言治理实践。

五是对华语教育的反思，如何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取得平衡，新加坡的经验是需通过文化内容的渗透增强语言引力。对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对文化认同的重构，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语境下，新加坡的经验是华语既是华人社群的“根”，又是华人社群的“路”，既要传承传统，也要拥抱变化。

《华语人生》既是周先生学术生涯的回忆录，也是一部新加坡华语的“社会史”。周清海教授以温和而敏锐的笔触，勾勒出华语在现代多元社会中的复杂图景——它既是被政策塑造的工具，也是承载文化记忆的载体；既是族群认同的符号，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交流媒介。对读者来说，书中传递的不仅是关于语言的知识，更是对文化传承、身份认同与时代变迁的深层思考。无论是研究海外华语的学者，还是关心中文国际化的一般读者，均可从中获得对华语“生命力”的新认知——语言的未来，或许不在于追求绝对的统一或纯粹，而在于在流动与碰撞中持续成长；在标准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尊重语言自然演变规律，避免过度追求“纯净性”而扼杀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