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讲堂
单打独斗编大典
汪惠迪
2020年3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黄河清编著的《近现代汉语辞源》。全书收录明末至1949年前后汉语中出现的新词约4万3000条，计647万字，2305页，分上下两册。著者“单打独斗”，“以一人之绵力，编万千之词语”，耗费五年心血，终成大业。
《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年3月
辞书编纂工作者大都默默无闻，呕心沥血，日夜操劳，遂成大事，令人肃然起敬。陆尔奎编《辞源》才完工，却因积劳成疾，视力受损，导致双目失明。黄河清在编至X部时，“眼睛突然闪光，飞蚊飘舞。医生警告：失明将至！”一时之间，他惊恐不已，担心庞大工程半途而废。因此辞书界人士谈到工作之辛劳艰苦，常会引用意大利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斯卡利格(J.J.Scaliger, 1540-1609)的一句名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黄河清先生
《辞源》和《近现代汉语辞源》先后问世，相隔一个世纪。二者最大的区别是，黄著书名“辞源”前有定语“近现代汉语”，“近现代”三字凸显了这两部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时代上的差别：《辞源》着眼于古代汉语，《近现代汉语辞源》着眼于近现代汉语。说得具体一点，《近现代汉语辞源》所收录的是“明末至1949年前后汉语中出现的新词”。“极索中国文辞之源”是这两部大型辞书共同的亮点。
黄著“近代”的起始时间是“明末”，比一般近代汉语的时间晚了将近一千年。语言学界所谓“近代汉语”，一般是指“从唐五代至清中叶千年左右的汉语”，它上接古代汉语，下连现代汉语。另一个亮点是，黄著所收录的是“近现代汉语中的新词”。所谓“新词”，其实就是“外来概念词”,也就是“汉语中因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词语”。这是《近现代汉语辞源》的特点，也是它的卖点。
解析词语，最困难的莫过于“极索”其“源”。“源”者，原也。追溯始出为“源”，梳理流变也是“源”。“语源”“典源”“证源”（始见用例）都是“源”，追本溯源，正本清源，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辛，不言而喻。
举例来说。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都当过总统，那么汉语中“总统”这个词是“本土词”还是“舶来词”呢？《近现代汉语辞源》给出答案，它告诉我们，“总统”始见于1872年5月7日《申报》（Shun Pao）第5号第3页。《申报》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办的，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版2万6845号。第5号就是《申报》呱呱堕地的第5天。
“总统”始见那年还出现一个名字不叫“总统”的“伯里喜顿（president）”，这个“伯里喜顿”是英语的音译，跟“总统”互为异名词语。除此之外，义同而名（形）异的词语还有23个。其始见时间有些早于1872年，有些晚于1872年。请看清单：
早于1872年的有：首领主、魁首领（1837年）、总领、国首领、国统领、首领、统领（1838年），勃列西领（president）、伯理玺天德（president）（1844年），总统领（1848年），大头目、伯理师天德（president）（1852年），大伯理玺天德（president）（1853年），国主（1854年），伯勒西敦（president）（1856年）。
晚于1872年的有：伯里玺天德（president）（1873年），众统领（1874年），大统领（だいとうりとう）（1876年），伯理玺（president）（1878年），大总统（1879年），民主、伯理天德（president）（1896年），百里玺天德（president）（1913年），大民主（1917年）。
《近现代汉语辞源》
汉语中的这 25个“总统”是黄河清先生爬梳了近现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700多种文献后获得的，看得出它们大多源自英语的president，都是通过音译或意译的方式引进汉语的，只是由于音译或意译选字或取义因人而异，才出现25个president抢坐同一把交椅的现象。
“总统”从“百花齐放”的竞争中胜出，而选中“总统”的不是个人，而是广大的汉语用户。既经约定俗成，便定于一尊，淘汰其余。这些历史陈迹通通记录在《近现代汉语辞源》里，具有研究价值。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现代汉语辞源》是立体地呈现了汉语外来词的形态，与语义演变过程，“还原了现代汉语通用词汇在近现代时期的基本生态，反映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影响深刻的历史变革，具有独特的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价值”。
从1837年的“首领主、魁首领”，到1917年的“大民主”，经过了80年，如果把“总统”这类条目单独敷衍成文，就是一篇颇有可读性的迷你论文。事实也正是如此。25年来，黄河清在不断充实数据库的同时，撰写了许多短小精悍的词语考源论文，如“动物园、西班牙、博物馆、吨”，等等，在北京、香港、日本大坂的刊物上发表，而撰写这类条目，尤其是科学术语，作者“用力颇勤”，因而深受国内外读者欢迎。
收词、释义、配例是辞书不可或缺的互相紧扣的三环，而编纂资料都采用现代手段存放在数据库中。黄河清的数据库名为“近现代汉语辞源数据库”，是1998年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资助下建立的。究其实，“数据库”就是一部电子词典，具有词典的本质特征。
这个“数据库”内存放的语料，其时间跨度350余年，从15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即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公元1552-1610年）来华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数据库”所收条目有8万4000多条，“以汉语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语为主”。试想，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得耗费多少财力与精力啊！那么黄河清是怎么起步的呢？
《近现代汉语辞源》
1989年的一天，黄河清在绍兴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刊《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现易名为《语文建设（香港）》）上刊登了该会主席姚德怀先生的文章《反思、反省》，是探讨这两个词儿的词源的，于是投稿与姚德怀先生讨论，很快，文章就发表了。从此，黄河清关注汉语外来词的时间多了起来，并且跟姚德怀先生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学会创办了《词库建设通讯》，筹建“外来概念词词库”，二十多年如一日，黄河清都积极参与其事，他“研究外来词的工作慢慢展开”了。
姚德怀先生（左）与笔者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1997年，姚德怀先生寄给黄河清一本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美国出版的专著：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这本书是马西尼研究近现代汉语新词的力作，理论和方法都十分新颖。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表示愿意赞助黄河清翻译并出版此书。不久，此书由黄河清翻译，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制作，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很受语言学界欢迎。翻译马西尼的专著是黄河清研读、思考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也是他确定进军目标，获取丰硕研究成果的过程。
2001年，在学会统筹下，黄河清编写出版了《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收词5000余条。2010年，黄河清编写出版了《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收词9000余条。
《近现代辞源》出版后，中日两国4位学者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有过一次聚会，会上，日本学者指出《近现代辞源》失收了一些日本词，而收录的日本词未予标注，也没有标音。黄河清接受了日本学者的意见，在《近现代汉语辞源》中，凡日语词都用方括号标示，并按照日本词典的规范做法，按“词语配假名”的形式标音。例如“经济”“财务”“会计”条下，分别是：［日］経済（けいざい）、［日］財務（ざいむ）、［日］会計（かいけい）。这样处理大大地增加了辞书编纂的工作量。
《近现代汉语辞源》是在上述3部著作翻译或编撰的基础上编纂的。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述说《近现代汉语辞源》诞生的背景，为的是想说明，《近现代汉语辞源》是一部有分量的语文工具书，它的基底是厚实的。
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黄河清专心致志，兢兢业业，朝朝暮暮，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步步地拾级而上，终于登顶。内地学者和香港学者、内地出版机构和香港学术团体，长期真诚合作，谱写了辞书编纂领域里美妙的乐章。
2020年6月初稿，2024年8月修订于龙城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