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兰曾经有过这样的济安医院
锺俊仪
棉兰市的华人也许已经忘记了这里曾经有过一家专为贫困华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济安医院。后来由于棉兰市出现了更现代化的医院,像伊丽莎白医院,十二公司医院,棉兰市立医院和其他私营医院,致使这家很传统的济安医院逐渐失去医疗作用,成为了经济条件较差的华人家庭小区。
我于1957年从亚齐省司马委埠来棉兰升学,在华英中学念初中。从同学口中知道济安医院的名字。那年学校放假时,我偶感风寒,感冒发热,要来带我回乡的二哥带我去济安医院找一位中医。
那是一间窄小的房间,我对那位中医师的名字印象颇深,因为他叫长江,但没记住他姓什么。后来才知道棉兰的前辈中医有位丘长江,大概就是他妙手回春,医好了我。
上世纪60年代,济安医院住了好多华人家庭。我只去过三次,除了那次看病,第二次是陪同学去找住在那里的张发源学长。这位学长比我高两级,是级长。每次主持级会总是问:“谁爱发言的请站起来。”结果,女同学都静静低头,男同学则哈哈大笑。他也许没注意到“发言”和他的名字“发源”读音近似。
第三次是陪同宿舍的学弟去拜师学艺。那里有一位教空手道的陈展民老师收费授艺,徒弟有十余人。我的两位学弟得蒙入列门墙,发奋练武。
我对济安医院的印象不算深刻,但由于这是驰名海内外的爱国爱侨慈善家张榕轩和张耀轩(张亚辉)为体恤贫困华侨而拨资兴建的无偿医院,值得铭记和传颂,所以也对此很上心。
上世纪60年代初,棉兰市政府突然下令拆除济安医院,把已经安居在医院内的数十户华人家庭迫迁到当时算是市郊的村落,给那地方取了村名叫新森务(Sambu Baru)。经过华族居民们几十年的惨淡经营,这个村落终于成了可以让原来的济安医院居民后人安居乐业的家园。原本荒芜的周遭地区,也因为有了这个森务新村,很多人移居过来,有华族,也有爪哇族,马达族,亚齐族和巴东族,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村庄。
我主持《好报》编务时,有位编委就在森务新村的卫理学校教华文。
而原来的医院街被改名为森务(Sambu)街,在济安医院原址兴建了面积相当大,楼下店屋楼上巴刹或市场的建筑。那时。我刚高中毕业,一位名叫温霍祥的同学邀我合资,顶下一间2X2米的小摊店,准备经营日用品之类的生意。但卖蔬菜鱼肉的商贩都不肯在楼上巴刹开业,只在楼下路边摆摊,附近居民也懒得拾级而上,到楼上光顾。久而久之,楼上巴刹的“小头家”们一个接一个关门大吉。我和同学合作的小店也只好拆股停业,血本无归。那个小小的摊店后来因为废置日久,也被巴刹事务局收回去了。对我来说,那个巴刹是我初入社会门槛的一个噩梦。
后来,市政府把原来在中央巴刹的公交车站迁到森务街,这条街顿时成了热闹杂乱的地区,在这里上车下车的乘客常常抱怨被扒手和地痞骚扰。经过军警和公交车联合会合作大力扫荡,恶劣情形才多有收敛。
近年来,大批贩卖进口二手名牌衣物的商人在这一带摆摊经营,生意不错,越做越大,连隔一条路的峇威安街(Bawean–旧称Depot 吕不韦街)也蔓延成了二手衣物的集中地。当地媒体把这一带戏称 Monza Sambu。
Monza是Monginsidi Plaza 的缩写。原来棉兰市的二手衣商场最先集中在Monginsidi 街,规模不小,而Monza一词也与二手衣市场划上了等号。
2024年12月1日在印尼文分析日报(Analisa)星期刊惊喜地读到一篇谈及棉兰济安医院的旧事,觉得弥足珍贵,不敢自珍独藏,就把原文摘录翻译出来,与读者分享。
那篇文章的作者是J.Anto, 一位颇享盛名的华族印尼文作家,他经常撰写有关印尼华族知名人士的事迹和华族在印尼奋斗的历史,很受读者欢迎。
他在文中开头写道:一般史书描述的都是“大人物”的“大事”。而穷人、无名之辈的故事却很少被记载下来,包括20世纪初那些居住在棉兰的贫穷华人。
他首先根据很久以前的棉兰警察局档案讲一个故事:早上8点,在济安医院,一位88岁的老人LMT和66岁的老人TSS为了一张白纸发生争执。LMT被刺伤,最终失救丧命……一场无谓的牺牲?对于两个无依无靠、生命全然依赖公共救济的老人来说,这并非无谓的事。
我们需要试着理解66岁的TSS的思维模式。他或许在一家木材厂主的雇佣下辛勤劳作了多年,只拿到微薄的薪资,但如同许多华人一样,他对这些少得可怜的薪水感到满足。他的需求仅限于一碗米饭、少许鸦片以及一个可以每天抽上几口的大烟斗。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背佝偻了,眼睛昏花了,变得老年痴呆,天真幼稚、体弱多病。当没有雇主愿意继续雇佣他时,他开始流浪街头,靠乞讨几个硬币维生,最终被送进了济安医院。
在那里,死亡在等着他以及他的同伴,这些人大多是拖着瘦弱身躯缓慢行走的老人。他们唯一的欢乐来自一年一度的中元节。当烟花绽放时,他们瘦削的脸庞露出欣喜的笑容,眼神中充满了对烤乳猪分发时刻的期待。
LMT和TSS是老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体现在彼此分享获得的食物。然而有一天,一场冲突打破了这种和谐。一天清晨,一位老人漫步在医院的庭院时,被一张洁白的纸吸引住了目光。这位老人便是TSS。他弯腰捡起这张纸,欣赏着它。他那双可能多年来只见过水沟中的鸟粪的手颤抖地触摸着这张纸。对于他来说,这张纸象征着巨大的财富。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确保无人看见他。
然而,88岁的LMT早已目睹了这一切。就像一个大喊“他偷了藏在衣服里的钱!”的孩子般,LMT指责TSS隐藏了一张漂亮的白纸,却不愿与自己分享。他也想享受这份从未拥有过的“财富”。但TSS拒绝交出这张纸,他觉得这是自己发现的东西,应当属于他自己。
第二天早上,TSS发现那张珍贵的白纸不见了,这令他非常沮丧。他怀疑是LMT偷走了它,并向其质问。这导致两位老人之间的争执升级。最终,TSS操起一把刀刺向了LMT的胸口。
血液将蓝色的浴缸染成了红色,LMT随即昏倒。一场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恰巧有一名警察经过,将持刀的TSS抓获。受害者被送往医院,检查发现他的左肺受损。尽管伤势不重,但这具老迈的身躯再也承受不住。一小时后,LMT因一张白纸去世了!
贫穷华人的纪念碑
正如《苏门答腊邮报》1932年1月26日的报道所述,济安医院和收容所内,LMT、LT及数百名其他贫穷华人的生活经历,也是棉兰华人社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医院和收容所的建立,记录了那些在日里(Deli)土地上未能适应新生活的华人移民的失败,这些地方成为一座“历史的纪念碑”,即使如今已不复存在其物质遗迹。
由张氏兄弟创建
济安医院和吸毒受害者收容所由张榕轩和张耀轩或张亚辉于1890年建立。当时,棉兰市政府(荷印殖民政府)未为生活在该城市的贫穷华人提供医疗护理设施。张氏兄弟拨资兴建的医院位于现今的西伊里安街(旧称关帝庙街Kwanteebiostraat)和苏多摩(Sutomo)街(旧称Wilhelminastraat)之间的森务(Sambu)街(旧称医院Hospitaalweg街。
荷兰议员范科尔(Van Kol)在1903年写道,这是一座黑暗、肮脏、气味难闻的建筑。两百名病人中,八十人因吸食鸦片患病,另有四十人患有脚气病。1914年,他再次访问该机构时,评价较为积极,可能因为那时已有欧洲人参与运营。 (根据DIrk Aedsge Buiskool: 2024出版著作).
1923年棉兰的华人医院。图片复制自分析日报2024年12月1日星期刊
“医院接收无偿病人,并照顾贫穷人群和孤儿。如果这些病人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后愿意返回中国,政府会提供免费船票,张亚辉(张耀轩)瑪腰(Mayor)则会资助一套衣服和十元海峡币(时称叻币)。费用由一个同名基金会管理,该基金会通过出租店铺获得收入。1887年,当地政府将肉类、鱼类和蔬菜市场的运营权卖给张氏兄弟。为了支持医疗护理,政府允许张氏兄弟用市场利润资助华人医院。这一安排始于1906年。”(DIrk Aedsge Buiskool: 2024,第266-267页)。
街头乞讨者
那些滞留在临时收容所的人,后来在棉兰市引发了社会问题。特别是在1921年张亚辉去世后,棉兰市政府取消了基金会从蔬菜和肉类市场收取税款的权利,这曾是济安慈善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源。
当时的《苏门答腊邮报》刊登的文章关注到在棉兰市游荡的华人乞讨者数量日益增多。他们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令政府感到忧虑。荷兰报纸用“入侵”和“侵略”(《日里新闻报” (Deli Courant》,1931年7月7日出版)这些词来形容此问题,这暗示背后可能有人指挥这些行动。
在棉兰市议会中,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荷兰议员罗姆(Romme)与两位华裔议员陈文安和叶锦锡之间发生争执。罗姆提到乞讨者涌入沙湾Kesawan街时声称,这些人可能是由济安慈善基金会派遣的,目的是为其自身获利,或为基金会募集资金。陈文安愤怒地否认了这一说法,强调基金会从未派人乞讨!同时,叶锦锡却以令人震惊的语气表示,“这表明基金会确实需要经济支持。”(《日里新闻报》,1934年9月20日)。
也有人建议将这些乞讨者迁移到远离棉兰市的地方,例如移至欧洲人管理的Pematang Raja收容所,或由华人经营的通往北干巴鲁大路上的养老院。但这一提议被否定,因为这些贫困的华人乞讨者年纪太大,无法劳动。(《苏门答腊邮报》,1938年5月20日)。
1920-1926年坐落于棉兰Glugur的爪哇移民医院。
尽管政府削减了济安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但该基金会所经营的医院仍为棉兰的贫困华人,特别是那些大多为种植园苦力、搬运工和失业者的鸦片受害者提供了帮助。关于这家医院在治疗鸦片成瘾方面的贡献,《苏门答腊邮报》曾报道过Pirngadi医生的故事。Pirngadi医生受政府委托帮助济安慈善医院治疗鸦片受害者,其中5位华人患者在21天内成功戒除了鸦片瘾。为表示感谢,这五人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了感谢信。(《苏门答腊邮报》,1929年5月16日)。
报道还提到,Pirngadi医生通过阅读医学参考书籍和其在莱顿大学的导师Uudeudael博士的科学手册,掌握了治疗鸦片成瘾的方法。Uudeudael博士曾在万隆成功实施了类似的实验。
探寻无名者的历史
除了为华人提供医院服务外,政府还曾请求张氏兄弟协助建立麻风病医院。1900年,这一请求得以实现,在通往勿老湾(Belawan)的西扎囊(Sicanang)建立了一所麻风病医院,并由救世军(Bala Keselamatan)管理。(Dirk Aedsge Buiskool,第267页)。直到2004年,仍有一些贫困华人住在这所麻风病收容所中。
西扎囊 Sicanang麻风病院旧貌,今已废置,另建新舍,收容病患。
上世纪70年代初,棉兰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苏岛版社长苏进达先生以报社名义拨资捐助那家麻风病院凿井建水塔,解决院中居民的食用水问题,那时我是名小记者,陪总编辑张定联先生采访水塔竣工和移交事宜。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患麻风病的华族同胞,有男有女,有老有幼。
西扎囊收容所的华族病患,他们接受治疗,多人已经痊愈回家。(图片复制自Analisa 2024年12月1日星期刊)
济安慈善医院和Sicanang麻风病医院不仅仅是张氏兄弟慈善精神的遗产,它们也是普通华人移民——那些无名且贫穷者的历史见证。这些人是棉兰华人社区历史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他们的故事和贡献尚未被历史学家深入研究。
读毕这篇印尼华族历史含金量相当重的文章,对作者J.Anto 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搜集资料,写下鲜为人知或已被棉兰当今一代人遗忘的事实。
这些事实反驳了那些极端分子所说的印尼华人都是有钱人的排华论调,用事实告诉社会,华人也有许多穷困可怜的一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荷印殖民时代,有很多华人先辈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但他们觉悟肯接受治疗,彻底戒毒。纵观今日的华人族群,绝大多数已远离鸦片或其他毒品,实在值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