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69）
一图胜千言，图说石叻坡
汪惠迪
上期介绍柯木林先生赠我一部他主编的皇皇巨著《新加坡华人通史》，当时，他还送了我一本他编的《图说石叻坡》(Singapore Chinese: Then & Now) 。
《图说石叻坡》封面
这本书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2014年2月出版的，87页。“石叻”是马来语selat（海峡）的音译，是新加坡的旧称。“图说”告诉我们，这是一部“视觉的历史”。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内有一条历史走廊叫“光阴的故事”，讲故事的就是所陈列的302张图片。《图说石叻坡》是从中精选171张图片编辑而成的。所有图片均用中英双语说明。
全书分为七个部分：
✿追本溯源 过番背景 内忧外患
✿下南洋 飘洋过海 身在异乡 番客生活
✿分担风雨 团结互助 公益慈善 传统活动
✿百年树人 私塾书院 会馆学校 乡村学校 高等学府
✿落地生根 早期侨领 侨民意识 抗日救亡 新加坡升格为市 英女皇加冕典礼 公民权运动 国民意识 从自治到独立
✿会馆团结 团结一致 抚今追昔 传统节日 春到河畔 周年庆典 交流分享
✿展望未来 新时代新领导 恳亲大会 入乡随俗 融入本地社会 喉舌刊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另有
✿附录一 先贤掠影
✿附录二 华人传统节庆
报界常说“一图胜千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图说石叻坡》展示了图片的力量。
下面介绍一部大型的《新加坡图片史》，这部图片史收录了1200张图片，见证与记录了从1819年新加坡开埠到2000新千年开始这181年的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图片史》封套
这部图片史是编者花了两年时间从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搜集汇编而成的，多数来自新加坡的国家档案馆和新加坡历史博物馆。有些是惠借热心人士家庭的珍藏品。
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移民们怎样把一个渔村建设成为国际大都会，图片集所收录的1200多张照片为读者提供了答案——图片让新加坡历史跃然纸上。
图片史作者是葛月赞（Gretchen Liu），1951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75年移居新加坡。
图片史作者葛月赞
葛月赞是一位作家和独立学者，曾担任图书编辑，对中国历史、亚洲摄影史和视觉遗产有浓厚的兴趣。除《新加坡图片史》外，她的著作还有《家庭影集：新加坡李氏工作室摄影作品（1910-1925）》《花岗岩与石灰——新加坡的建筑遗产》和《过去的视野：新加坡和马来亚早期摄影史：G.R.Lambert & Co影集（1880-1910）》等。
我手头的《新加坡图片史》是陈新才先生在2000年我离开新加坡时赠送给我的。陈先生生于1935年，比我大两岁，我跟他同事16年。可惜天不假年，新才兄已于2016年5月9日逝世了。今天睹物思人，悲从中来。
《新加坡图片史》扉页，右下是陈先生的签名
《图片史》的另一位译者是张清江先生，他们两位都是《星洲日报》的翻译。1983年3月《南洋》《星洲》合并，他俩都被安排在《联合早报》，成为老拍档，合译的作品除《图片史》外，尚有《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及《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年》。这些史书都是华文读者了解新加坡历史的上佳读物。
陈新才（左）和张清江（右）合影
《新加坡历史原貌》封面
张清江先生健在。因为我和清江先生同在成汉通先生领导下参与《李光耀回忆录》华文版的编译出版工作，所以2022年11月下旬我到新加坡讲课时，成先生特地在22日傍晚六点一刻宴请我和清江先生。张先生年事已高，故由女婿陪同前来。当晚，我们四人饮茶聊天，品尝佳肴，回忆往事，交谈甚欢。清江兄思维敏捷，言谈清晰，胃口挺好。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真的是千载难逢的了。
回想1984年10月我到《联合早报》工作时，张清江先生是执行编辑，负责看大版、签大版。报纸付印前，循例每一版均须经专人审阅，并由审阅者签字才行，签版者责任重大。
那时我是下午两点上班，十点下班。上班后，前两个小时是抽样细读早报，检查文字是否有失误之处，后六个小时是审稿改稿。检查文字的工作，我向张清江先生负责，改稿的工作向编辑主任冯伟英先生（已故）负责。每天检查文字的工作结束时，都得向张先生递交一份报告。当时，张先生自己也检查早报的文字，还有跟我一同从香港到早报工作的著名诗人原甸先生（林佑璋）也做这项工作。张清江先生将大家的意见汇总、审阅、编辑后交付打字、复印，然后分发给同事参考，人手一份，以免重犯同样的语用错误。
左起：成汉通、张清江、餐馆服务员、汪惠迪
陈新才先生在新加坡中正中学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获英文“9号文凭”（英文中学毕业文凭）。上世纪50年代中考入《星洲日报》当外勤记者，曾任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秘书。后来他改任翻译。1983年《南洋》《星洲》合并后，他在《联合早报》任翻译兼写社论。
华文报集团组建新闻研究部后，陈先生调入研究部，我跟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上的往来就多起来了。陈先生逝世后，老同事区如柏大姐在回忆他的时候说：“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眼光锐利，中英文俱佳，是一位杰出的双语精英，他的翻译文字非常精准、流畅，没有翻译的痕迹。”又说：“他为人忠厚正直，待人友善，热心助人，同事在工作上若有疑难向他讨教，他都认真对待，他知道的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是他不知晓或不清楚的，他会去查阅资料、思考，或与讨教的人一起推敲，找出答案，尤其是对待比他年轻的同事更是热心相助。”（《追忆陈新才 历史嗅觉敏锐的老报人》，《联合早报》2017年1月14日）陈新才先生确实就是这样的人。
我最佩服他的是那种好学的精神。他购买了许多中国出版的有关英汉翻译的专著，并常年订阅中国出版的英语教学和英汉翻译的刊物。他常常说，新加坡人怎么翻译都会“露出马脚”，意思是中国人一看就觉得不够地道，换句话说，就是译文留下了“翻译的痕迹”，这“痕迹”不是英文的就是华文的，所谓“华文的”就是中文用得还不到家，让中国内行一看就知道译者不是中国本土的专家学者或专业翻译工作者。我了解他的脾气，所以在参加《李光耀回忆录》的编译工作中，他的译文，我每改一处，都十分谨慎，并准备好修改的理由。真的，他来找我交换意见。只要你改得有道理，他都诚恳接受。有的同事觉得陈先生不好相处，也许是对他了解不深之故。他并不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
1996年2月28日年初五，《李光耀回忆录》“开工大吉”，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第二排左一张清江，桌旁站者成汉通，其后着深色上衣者陈新才，其左站者，汪惠迪（陈福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