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我结识了华社的许多人士，从政界、商界到教育界都有。他们对华语和中华文化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朋友的故事以后有时间我会慢慢记述，这里只说说任雨农先生。

韩江学院建立中文系的事经过媒体披露，得到了人们的积极回应，文化教育界的呼声尤高。时已90高龄的著名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家、书法家和作家任雨农先生闻讯赶到韩江学院，表达对中文系建立的关心和支持。

任老是湖南长沙人，抗战期间到达南洋，对华文教育热爱有加。他告诉我们，听说韩院要办中文系，他非常兴奋，特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任先生和蔼可亲，华语带有明显的湖南方音。院长王云霞博士早年是任老的学生，中午请我们一起吃槟城的著名小吃（当地称“小食”）叻萨（lahsa）。大家说说笑笑，欢乐无比。

几天后，任老又托人给我带来了他的墨宝。早知任老是著名的书法家，也看到过他不少的作品。我那时才40多岁，一个年轻的大学老师，他以90高龄，主动赐我墨宝，实在出我意料。他的书法苍劲有力、清瘦端庄，犹如其人。这幅书法作品体现的是老一代华文教育家对我们工作的积极支持，是海外华人对祖籍国语言文化的炽烈的爱。20多年来，我一直把他的墨宝挂在厅中，“清趣”二字陶冶着我，也时时提醒我在海外华语传承领域不能停步。

2009年2月，我和汪惠迪先生受邀前往槟城大会堂演讲，行程太紧未能前去探望。其实，当时还有一个考虑，2010年是任老百岁华诞，而韩江学院已经邀我参加建院10周年庆典，我想借此机会去看望他。不想2010年年初联络此事时，从忠全那里传来不幸的消息，他老人家已于去年2009年12月辞世。看着家里墙上悬挂的任老墨宝，我们一起品尝叻萨，他谈笑风生，对中文系成立喜形于色的情景，又一幕幕闪现我的眼前。而未能再见他一面则是我深深的遗憾。

多年后，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会想起研究华语？为什么热衷于用“华语”这个词？我回答说这里边有偶然，也有必然。

这得回到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参加记者会。2000年3月中旬，在我到达马来西亚槟城正好一周的时候，韩江学院举行了一次记者会，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记者会这个词。那个时候国内习惯说记者招待会。写到这里，想到一个小故事。国内一些人常批评海外华人用语不准确；结果，海外一位语文界的朋友反唇相讥，你们的记者招待会也不准确，事实上没有招待啊。回到我们的记者会。会上，主办方详细介绍了南京大学和韩江学院合作共建中文系的详细情况。在答记者问的环节，有位记者突然向我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是语言学家，那你看看我们马来西亚的华语能够得多少分？我感到问题很突然，就问，用什么标准？北京的标准、台北的标准还是马来西亚的标准？记者说，不用管什么标准，就说你自己的感觉。我说，那就七八十分吧。

第二天，马来西亚各大报都发了记者会的消息，我对马来西亚华语的评价也上了报。有的还用了《郭熙：大马华语不俗》的标题。报道登出的当天，蔡正春先生——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当地朋友，他是一家华文小学的校长，给我打电话说，郭教授，你这个说法不对，太过分了。我们马来西亚的华语怎么可能有80分？最多30分。发音也不标准，词汇也不标准，语法到处是错的，你看报纸上到处是错字别字。他的意思是，我对大马的华语肯定过了头。后来，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跟我讨论。很久以后才知道，在我之前，几乎所有到马来西亚的中文学者都说马来西亚华语不标准。在马来西亚华语台播音的陈天然先生不仅批评华语发音的现实，对华人这一称说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对我说，为什么印度人可以称印度人，中国人得改称华人？

实际上，我当时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临时应付，并没有想得太多，也来不及。但是，当听到蔡先生提出的问题以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些不同看法的原因。

又过了两个礼拜，谢诗坚先生提出，希望我能在韩江学院作一个讲座。讲什么题目？那段时间颇费踌躇，折腾多日。6月23日，我在韩江学院作了题为《华语和普通话：由来及其他》的演讲。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多方面权衡的结果。

事实上，我已经开始从如何评价一种语言的域外变体出发，对海外华语予以更多的关注。中国国内当时都用“汉语”这个名称，而且还有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到了马来西亚，看到他们都用“华语”，我感到很新鲜；而且，当地的华语不包括方言，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普通话”。我做社会语言学，对中国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比较熟悉，对汉语标准及其演变问题也比较敏感，所以后来选了这个话题。演讲中，我阐述了普通话和华语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海外华语等等。这是我第一次从理论上对相关问题做出分析。讲它们的关系，就是要回答为什么给马来西亚华语打80分。我说，推广华语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解决了各个方言群体之间的沟通问题，这应该是评判语言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也说明学校里教的华语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角度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从这次开始，我后来每次到马来西亚，都会作相关的演讲。2001年8月，中文系陈金辉副主任利用我在韩院讲学的机会，邀请槟城新闻和文化教育界的朋友一起举行了华语词汇规范讨论会，这次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又多次利用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上课的机会，进行了许多调研和访问，申请完成了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域内外汉语协调策略研究：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并撰写了多篇论文，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这些研究和论文的写作得到了像谢诗坚博士、黄木锦硕士、张宝清硕士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朋友的帮助。谢诗坚先生还专门发表文章和我讨论。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副主席杨欣儒先生也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还聘请我为该会的顾问，并多次请我前往讲学。这是后话。

仔细想来，我当时关注华语看似一个偶然因素使然，其实有必然性。因为我本来就是做社会语言学的，会比较重视语言的变异变化，重视语言的发展，也特别重视从社会的角度来认识语言功能。我原来做的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研究实际上是同样的道理。那些是河南人移到了江苏，我研究的是省外的河南话；现在关心的是中国人移到了国外，研究的是海外的中国话。当然，也不能不想到另外一个因素，汉语研究需要拓展新的领域，华语跟中国普通话的关系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