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华文坛前辈  沙里洪（李靖）先生  遗作

老武汉日里（Labuhan Deli）的原本意思是「日里码头」，但棉兰的华人都称为「老武汉」；又俗称为「老虎坑」或「老富坑」。

据说，远在1800年代或更早以前，那一带地区的丛林还有老虎出没，后来，老武汉变成了商业往来的集散地，由棉兰各地所生产的日里烟叶，都由这里的码头沿着日里河运往勿拉湾海港（Belawan），再运往外国。因此，当时的老武汉地区成了运输日里烟叶与其它土特产的主要枢纽，商贸往來十分活跃。

早期的老武汉，大部分区域属沼澤地带， 由于拥有日里河可直接通向勿拉湾（Belawan）入大海，无形中連成了小码头区域，四周围也聚居了不少渔民，使这块本来地處偏僻的沼澤地带，發展成出入方便的貨物集散地，各行各业人口也争相聚集而来。应该说，老武汉的開發年代可追溯至1888年或更早以前。

有关老武汉人口众多与经济繁盛的情景，虽然找不到文字的正式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886年的荷印政府年代，已有首位华人官员玛腰张榕轩的弟弟张耀轩，当选为老武汉地区华人官员雷珍兰（政府官職）。由此可见，当时在老武汉及其周围管辖区，必然早已有不少的华侨居民定居。

再说，如果老武汉在当时并不繁盛，当时的日里苏丹所拥有的「哥拉巴鲁」皇宫也不会建立在老武汉（日里皇宫在1891年才迁到棉兰）。

笔者最近几次返回棉兰，曾由好几位《印华文学》的文友陪同，来到那历史悠久的老武汉，原本想要重溫过去历史的光輝，但眼前所见却是满目凄凉的老街、老厝以及冷冷清清的市容。老武汉唯一的大街，仍然保持着近百年模样不变，左右两排并列而建；唯一较突出的建築就是那座伫立在大街旁、門面依然巍峨雄偉而的「寿山宫」。

那些古旧店屋全都属于一个式样，分上、下两層，但有些店屋（闽南人称「古厝」）的门面与屋顶，却因为历经岁月的腐蚀而快要坍塌，让初见的外来者不免感觉凄凉与伤感。

古厝似乎曾經翻修过，大多是检修破漏的屋顶防止漏水，屋里的墙壁呈潮湿与快要剥落景象，唯一不变的是屋里还栖息着人，他们都是老一輩老武汉人的后裔，仍然居住在这古旧不堪的老厝里。我们更详细的观察却发现所有老厝的横梁都是木的，而架在橫樑上的那层楼板也是用木板铺成的。我们還發現在每间老厝店门前横空而过的横梁，正中部分有一个上头锁入横梁的大鐵鉤，年輕一輩人都说不出它的用途。后来向一位七十多岁的黄姓老人請教，才知这铁钩过去是用来悬掛收购渔产和土产所用的挂秤，（当时还未有座地秤和台秤）。

由于找不到更多的华人遗迹，我们回過头探访「寿山宫」。尽管这座老神庙已歷經上百年，但看起来还保持庄嚴，不见残旧破败，平日常有来自勿拉湾和棉兰各地的善男信女到此烧香拜佛，至今香火不斷。从「寿山宫」保存的石碑上，我们了解到该神庙建成的时代「清光绪14年」，即公元1888年。石碑上除了雕刻着「寿山宫观音佛祖」字樣，还有如下字句记述：「窃我唐人到幼厘（即日里）至今30年有矣……」而立碑人除总理谢应菜，还有另外十位董事姓名。

按上述石碑的立碑年代（1888年）溯上30年，可以肯定，华人定居在日里（老武汉）至遲是在1858年，比荷兰人到「日里」开发烟园还要早好些年

有位荷兰历史学家Kari J.Pelzer在他所写的有关荷兰人到「日里」开发烟园的历史记述中，曾提到荷兰人初次乘坐一艘轮船在「日里河湾」（Kuala Sungai Deli）上岸的时间是1863年7月6日，并耗费了三个星期勘查适合开发烟园几个地点，然后才回到他们原先已驻足的泗水。由此足以证明，华人远在日里烟园尚未开发前（1858年）便已先行来到「日里」地区定居与谋生。这段历史，总算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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