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我最亲最亲的并不是堂兄、堂妹这些人，而是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一个从十岁开始就独守空闺到今天九十六岁的垂垂老女人，她就是我的大妈—父亲的童养媳。
我原籍广东梅县，家乡的地址是畲坑新化荷合村，那是一个怎样偏远的地方啊！单单那个“坑”字，在我还没真正去过那里以前，坑坑洼洼这些字眼常浮现脑海中，离家到美国留学期间，跟家乡的祖母通信，这个字落笔到信封上的时候，总不免生起一股怜惜之情。想着在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匍匐在山坑荒郊里的一个遥远村落，一位老人家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嘱咐她领养来的孙女 –一个称呼我姐姐却也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将她的思念写下来，寄到异国给我的情形。
大妈七岁就“嫁”入刘家来，比父亲小三岁，正是天真无邪的年纪，父亲忽然多了个“妹妹”玩伴，一定无比开心吧？两个小孩有没有到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地步呢？这个疑团一直到父亲去世都没人知晓。
父亲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家境艰苦，十三岁那年祖母就托“水客”把父亲带到南洋。当时广东、福建一带盛行“卖猪仔”，三餐不继的人家经常将家里的男丁托付给水客，带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谋生。以今天的眼光看，那是一种类似奴隶的买卖。父亲被“卖”到一家裁缝店，名义上是当伙计，实际上是什么粗活都得干，挑水、洗衣、洗地、捡柴生火、照顾老板的婴儿，裁缝的手艺是多年以后才有机会学习。当“奴隶”期间，是没有工钱的，从“奴隶”升到伙计后，每个月才开始有几毛钱的工资，当年一分钱就可以买到一碗干捞面或是汤面，美美地吃上一顿。
后来父亲恢复自由之身，到外面创业，兢兢业业，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裁缝店。[亚超洋服]这个招牌在马来西亚霹雳江沙小镇十六号大街上响当当，几乎无人不知，没人不晓。全国闻名的历任元首、苏丹的母校马来学院（Malay College）的学生每天穿着雪白笔挺的校服打我们店里经过，都禁不住回望给他们缝制衣服的洋服店。热带国家的校服一般都是短袖衣配短裤，唯有马来学院的学生穿的是长袖衣长裤，他们个个英姿焕发，走起路来脚下生风，一身雪白光鲜的模样的确引人侧目。当时韩战刚结束，裁缝生意一枝独秀，店里有十几个裁缝师，日夜赶着缝制衣服，吃饭得分两桌，是[亚超洋服]生意最鼎盛的时期。据母亲说每天晚上打烊时，父亲双手捧着满满一抽屉的钞票上楼，锁在[夹万]（保险箱）里。父亲与母亲成亲时，尚未发迹，只能租住在别人的楼梯底下。父亲是二十八岁那年与小他十二岁的母亲结婚的，从此就落籍马来西亚，有了我们七兄弟姐妹后再也没有踏足中原半步。
小时候我们就知道父亲在唐山有个童养媳，但那是个大忌讳，谁也不敢也不愿意提。父亲有个童养媳，那不是意味着我母亲是二奶吗？我们是二奶生的孩子，多没面子！万一让同伴知道这个秘密，拌起嘴来嘲笑母亲是二奶，我们怎样反呛回去？有时候听见父母为此吵架，我们兄妹连对方的眼神都要回避，或是假装不知，或是故意躲得远远的。好几次听到母亲大声嚷嚷：[只只只 ，你以为我的孩子是猫是狗？带一两只回去唐山！哼！休想！]客家话一个人说成一只人，原籍广东的母亲常常戏谑客家话的量词人畜不分，却忘了自己是客家人的媳妇。原来祖母每次托人写信来，都是催父亲快点回乡跟童养媳拜堂成亲，一直催到我们七兄弟姐妹一个一个相继诞生，才知道无望了，于是便要父亲托人带一两只孙子回去给童养媳，好歹让她也有个孩子，做个妈妈。母亲曾建议祖母把童养媳当作女儿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可是在那个保守年代，又是个小村落，谁不知道童养媳在南洋已经有夫婿，她的身份是待嫁新娘，名节至关重要。我每次想到这位待嫁新娘的处境，心里又是痛惜又是凄凉，更多的是怜悯。母亲决不会让父亲回乡下的，即使父亲一再发誓回去看看老母就回来，绝对不会娶童养媳为妻，更不会把她带到南洋来，母亲就是不妥协。我不知道母亲是用甚么方法来威胁父亲而使得父亲不敢越雷池半步。吵归吵，骂归骂，母亲倒不反对父亲寄生活费回去唐山接济他寡母，如果有朋友或是水客坐船回乡，也会托他们带些物品回去。至于大件的如自行车、缝纫机则汇款让她们自行购买。
祖母左盼右盼都没有看到半只孙子回来，于是便领养了一个女婴给童养媳。我一直怀疑祖母是故意用女婴来绑住她，让她安分守己在空闺里等候父亲的归来。她可能反复这样说：[亚超会转来的，一定会转来的，你再等等。] 可怜温顺的童养媳一等就等了一生，等到齿掉发落，等到脸上被岁月镌刻出纵横密布的皱纹，等到身高缩成孩童般，他的独子，待嫁娘的未婚夫始终都没有转来。
第一次与父亲的童养媳见面是1999年，父亲去世后的八年。我、大哥、四弟安排了一趟寻根之旅，我们瞒着多病的母亲说是去黄山旅游。到了广州，翌日便搭上了一周只有两班的飞机到梅县，抵达梅县再乘坐一个小时的车，经过逶迤弯曲的乡村小路来到一大片农地。车子停靠在马路旁，我们下了车，在狭窄的阡陌间小心翼翼地走向路尽头的几幢红瓦农舍。出发前我们几兄妹商量见到父亲的童养媳时应该怎样称呼她。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上了年纪的女人我们都习惯一律称aunty,男人则称uncle 。若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使用这种外来语，肯定会污染乡下人的耳朵。经过一番斟酌，我们一致同意用“大姨”这个称呼。离开农舍尚有三百米的距离时，忽然响起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在空旷的田野里，鞭炮声显得格外嘹亮震耳，也格外让寻根的心迫切和激动。我们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诞生地—畲坑，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在南洋的刘家，上上下下的人都避讳尽量不提的地方，如今就确确实实在我们跟前。
来到一座陈旧的房子，跨过门槛，只见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颤巍巍地立在餐桌旁，急切的眼神朝着我们，我抢前半步，一把攥着她的手，喊道：“大姨。”老人家眼泪涔涔而下，拉着我一径地唤：“妹里妹里。”（女儿之意），眼前这位大姨，身高只及我胸，一套灰黑色的衣裤松松地裹着瘦弱的身体，在不十分敞亮的厅堂里，她耳垂下吊着的一对翠玉耳环发出荧荧的绿光，长型的坠子经年累月地吊挂着，把耳洞拉大了。我暗忖她那不到五尺的身躯是不是因为承受不了八十多年的相思、寂寞、凄清、孤绝而变得越来越矮小？多少个白天和黄昏，她一定蹭着一双三寸金莲，伫立在门旁，遥望着辽阔田野，渴望尽头忽然出现一个她朝思暮想的归人。坐下来后，换成她握着我的手，嘴里还是不停地妹里妹里叫着。她也不停地抚摸大哥、四弟的手。显然我跟她有着语言隔阂，我的客家话不溜是因为我从小跟母亲和外婆都说粤语，父亲用客家话跟我说话，我则回他粤语，兄弟姐妹都是以粤语交谈。大姨一口梅县乡下客家话我觉得又与平常听到的客家话有差异。幸好大哥、四弟不像我都有语言天分，一旁的大嫂、弟媳更忙着当我的翻译。大姨领养的养女，多年通信都称我阿姐的，频频问：“子丈做吗该唔转来？子丈做吗该唔转来？”弟媳看我一脸茫然，笑骂道: “妹妹问你姐夫为什么不回来呢？”我才明白子丈是姐夫。原来妹妹是大姨亲妹子的女儿，这个妹妹替代了我们几只在海外不肯归来的孙子，做了大姨的女儿。她会说华语，乡音虽重，我们却聊开来了。
妹妹从屋子里捧出一大叠信件，全是数十年来父亲、我、小弟寄回来的信，信纸早已发黄，每封信的折迭处都几乎已断裂，可见信件被阅读过无数次，反复折迭才会如此。妹妹谨慎打开其中一封信，是小弟执笔的，上面说母亲汇钱给大姨买自行车，此时大姨忽然说道：“你阿妈寄钱转来俾我买脚车呢！”过了一会儿又说：“你阿妈好么？”老太太的声音细细的，尾音婉转平和，提到“你阿妈”时，就如提到亲人似的那般自然、亲切。她口中的“你阿妈”不正是她的情敌吗？我顿感一阵揪心，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连忙递上见面礼，一条配上金坠子的项链，妹妹立刻替她戴上，众人围拢过来，一叠声说：“好靓，好靓。”老太太摸着金坠子的手慢慢移到右耳上的翠玉耳环，幽幽道：“这是你阿爸送俾我的。” 不知道这对耳环她佩戴了多少年，耳垂挂了下来，耳洞大到手指可以穿过去。这是父亲送给她的定情物吗？还是聘礼？是什么时候送的？母亲知道吗？大姨对父亲是否有怨？对母亲是否有恨？我心里有一大堆无法解开的疑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她对父亲的孩子个个充满了母爱，不容置疑。数十年来，除了父亲外，她朝思暮想的就是我们七兄妹。上一代的爱恨情仇留给下一代的我们承受，是多么的沉重啊！随着父亲的去世，所有的恩怨都应该化作一缕云烟了吧！我对大姨万般怜惜和同情，但是我能怪自己的母亲吗？倘若我是她，说不定也会跟她一样，不允许丈夫回去与童养媳拜堂成亲，不甘居于二奶的地位，甚至在寡母逝世后反对继续汇款接济她。眼前这位老太太简直是活菩萨的化身，从见面到分手，始终慈眉善目，以无比关爱的眼神看着我们。说起话来，殷切和蔼，让我们倍感温馨和感动。
答应第二天再来看她后我们便回下榻的饭店了。在车上，众人唏嘘不已，四弟立刻建议我们第二天改口称呼她为“大妈”，没有人有异议。我不禁感到无限悲哀，这位胸怀宽大的慈祥老人，不但不嫌弃我们，还把我们当作亲生孩子看待，八十几岁的她头脑清醒，记得我们七兄弟姐妹每个人的名字，难道我们改唤她一声大妈就可以补偿她数十年的深闺寂寂了吗？如果可以，唤她阿妈我都愿意。
翌年秋天，当地的畲江中学以父亲为名的校门落成，我受邀回去剪彩，我邀四弟和小妹同行。妹妹说我们抵达的前一天，大妈整晚无眠，天一亮立即穿戴整齐，深色的棉袄外面佩戴着我送给她的项链，在秋阳的照耀下，越发金光耀眼。她把项链露出棉袄外，是要让我知道她是多么喜欢我送给她的礼物，又是多么重视我们的相聚。我事先征得校长的同意，让大妈上去挥剪。唉，我要她出来剪彩无非是要还她一个遗孀的身份，让全村镇的人都知道校门上的名字就是她丈夫的名字，而我们就是她的孩子。可是这又于事有补吗？我真是太天真、太做作了。大妈几十年所受的苦不是金钱名誉所能补偿的，妹妹没结婚前，家里没有个男人，祖母、大妈、妹妹三个女人受尽别人欺凌，养的鸡只、种的蔬菜经常遭人偷窃。我从海外汇款回来，还有人动歹念想揩油。幸好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中，妹妹长大后变得非常精明坚韧，是祖母和大妈的紧身护卫。
此时大妈已经见过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中的四人，她频频追问二哥、三哥、小弟做吗该唔转来，几时转来。2005年我们约了美国的二哥和二嫂再去探望她，一行人浩浩荡荡下了机，县里的书记、主任、校长早已在机坪等候多时。那年大妈已经从郊外搬到镇上的学校旁边，高龄九十二岁的她深居简出，可她知道不远处的校门是她开幕的，校门上镌刻着的名字也同时深深刻在她心坎里。这个名字她在睡梦里呼唤了几十年，几千遍，只有天知道。那次大哥的儿子也去了，她显得格外开心，一径拉着被她视为长孙的侄儿轻声细语地说了不少话。
我前后见过大妈三次，每次相聚只有短短数天，对老人家来说，数天只是一弹指的功夫，怎抵得上她数十载的凄清岁月，所以她经常嘱咐妹妹写信来，说她怎样想念我们，希望我们有时间就回去。此文写至一半，忽接噩耗，大妈已于五月四日凌晨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大妈生于一九一三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不但虚度了花样年华，并且备受思念良人之煎熬。祖母生前一直是她陪伴和照顾，祖母活到九十多岁去世，若不是大妈，谁来照顾祖母？大妈始终忘不了我们兄妹七人—那个远在南洋夺取她丈夫女人所生的孩子，临终前还盼望没见过面的三哥和小弟能回去看她。老太太怀着菩萨般的心肠疼爱着她情敌的孩子，始终不渝，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下意识里已经把大妈当作自己的母亲，饶是如此，我们刘家还是亏欠她—蓝顺娣太多，太多！
作于2009年5月31日
原载《客属会讯》第60期，2014年8月
收入风沙雁主编《新华文学大系•散文集》，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