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教书先生有暴君心态” 向梁厚甫先生请教
汪惠迪
结缘新加坡话语（系列89）
如前所述，梁厚甫先生曾说过，中文或许只有“潜在的文法，但迄今中文没有共认的文法”。出人意外的是，梁先生话锋一转，竟然开罪起“教书先生”来了。他说“中国文是有潜在的文法的”，“但中文的教书先生，却不肯把文法指示出来，因而学生就不知道文法的重要”。梁先生接着说，“何以教书先生，不肯把文法向学生来指示呢”？因为“许多教书先生，是有暴君心态的”。孟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天华文教师，都奉孟子这一句话为秘笈。”梁先生他老人家的“今天”和“都”，一竹竿把华文教师都打落水里。
梁先生有所不知，中国早在1956年就试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初中汉语课本六册，三册是语法，一册是修辞。后来，分科又合并，就在语文课本中编进一些单元语法知识。香港的中国语文课本虽非由一家出版社统编出版，但是编者也多按照课程纲要系统地编进一些语法知识，其做法跟内地相似。新加坡的华文课本也是如此。
梁先生也许不了解，中国内地和香港及新加坡的华文教书先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向学生“指示”文法知识，而是指示的深度、广度，尤其是方法。我在香港工作时，就读过新加坡出版的半年刊《语文》上发表的好些讨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文章。1984年我到新加坡工作，公司出版的《联合早报》特辟一个双周刊专栏《语文与教学》，星期六见报，每期半版。《语文与教学》不时发表讨论语法教学的论文。假如新加坡的华文老师果如梁先生所说都有“暴君心态”，奉孟子的话为秘笈，华文课本的编者还会把语法知识编进课本吗？新加坡还会有人费尽心力编辑出版《语文》和《语文与教学》吗？
最有意思的是梁先生呼吁中文文法化还说到一点“政治上的问题”。梁先生说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空前未有的动乱，是怎样引起的呢？是由于人们误解‘无产阶级’这一个名词引起的”。梁先生说，proletariat应译为“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但是中国却“不负责任地译为无产阶级”，又把“无产阶级”与“穷人”划等号，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转化为贫富之斗争。天下安得而不乱？”一言以蔽之，梁厚甫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一个名词之微而引起”。笔者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首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哪像梁先生所说，是因“一个名词之微而引起”的呢？
Proletariat应该怎样翻译跟语法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于是梁先生举了个跟语法有关系的例子：“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分析来，分析去，梁先生说这句话患了文法病：没有主语。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任何人不得在此小便。”说句老实话，我还从来没有在“禁止小便”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公共揭示语。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办公室门上写着“随手关门”，公园的花圃里插着“不许攀折花木”，是否也都要按上个主语呢？如果都得如梁先生所谓“正确的说法”加上个“任何人”之类，那还像是在讲中国话吗？嘴上说汉语，脑中想着英语，以英律中，这可能是梁先生认为这也不通，那也不顺的根本原因。
梁先生说“我谈改良中国文字问题，完全从热爱中国文化的动机来出发，既没有鄙薄中国文化之心，也不是对中国文字盲目崇拜。”信哉，此言！
光阴荏苒。笔者跟梁厚甫先生讨论中文文法化问题已经是39年前的事了。当年梁先生已逾古稀之年，76岁了，笔者年近半百，48岁，如今笔者已届耄耋之年，虚度八十又七，而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写这篇回忆文章的，也借此文作为对梁先生逝世25周年的纪念。（下篇）
下面挑选梁厚甫先生的图片八幅，供读友参考。
梁厚甫 《梁厚甫临米芾离骚经》首发式
梁厚甫 《梁厚甫通讯评论选》
梁厚甫著《科学书法论》和《旅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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