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结缘新加坡华语(系列65)
深深怀念老报人“山叔”
“山叔”,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就是韩山元先生。
韩山元先生
山元先生(1942年6月—2016年8月)1942年6月1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柔佛古来,祖籍海南文昌,1962年高中毕业,1966年任学生刊物《知识报》编辑,后升任主任。1970年任《民报》编辑兼记者,后过档《快报》工作了一段时间。1983年3月16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韩山元先生任《联合晚报》编辑兼记者,1996年中调到《联合早报》,任高级记者兼编辑。
山叔的强项是谙熟闽粤琼等多种新马华人的方言,因此报馆管理层(领导)让他跑会馆、社团专线,负责撰写评论和社团新闻。这成为他研究早期华人下南洋拼搏奋斗历史的契机,促使他往文史专线发展。
2004年5月底退休后,山叔继续活跃于文教界,并修读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课程,获硕士学位后,继而续攻读博士学位,深入研究新加坡历史。山叔好学不倦,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山叔曾在海南会馆开办文史课。他热衷于写作和担任“历史文化之旅”讲解员,生活很充实。
1987年韩山元第一次到北京采访我国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他获悉台湾《自立晚报》的两位记者李永得和徐璐也到北京采访,心想两岸分隔38年后,台湾记者首次到大陆采访,可是个大新闻啊!于是他想方设法找到李永得,终于在第三天早上获得独家采访李永得的机会。
新闻发回新加坡,晚报作为头条刊出,轰动一时。接着韩山元写了篇《记者追踪记者》的特稿,详尽记述那次抢得独家新闻的经过。山叔说,当时“总编辑啊,全部啊都来跟我祝贺……说我SCOOP全世界。”(scoop行内指抢得独家新闻,当记者的做梦都想scoop,因为只有独家新闻才署名。)
我虽年长韩山元五岁,但也爱称他“山叔”,不叫“老韩”。我听山叔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到海南岛采访,记者们围坐在一张长桌四周,每人面前放着一个红包,内有人民币500元。会后,他坚持把红包还给记者会主办方,但对方执意不收,还劝说道:“大家都有的,又不是只给你一个人。”山叔拗不过,无奈之下只得把红包带回新加坡,交给了管理层。那时,“有赏新闻”在我国不算回事儿,可在新加坡是犯法的啊。作为新闻从业员,“山叔”怎能逾越职业道德的红线呢?
我跟韩山元先生有过两次合作。
第一次是我1984年10月到华文报集团工作后不久,当时的策划顾问郑民威先生要我跟韩山元先生合作修订公司内部编写出版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标进行修订,于1986年出版了修订本,全体同事,人手一册。
《常用标点符号用法》封面及目录
今年6月25日,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修订座谈会在我的家乡江苏省常州市《中国剪报》社召开,到会的修订组主要成员、商务印书馆编审刘一玲女士把她收藏了37年,由我和韩山元先生合作修订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送给了我。我喜出望外,没想到自己编的这本小册子早已不知所终,而中国研究标点符号的专家刘一玲女士还完好地保存着。我不好意思接受她的藏品,她却很诚恳地对我说:“您收存比我收存更有意义。”这本小册子也算是“中新合作”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见证吧。借此机会,再次向刘一玲女士说声“谢谢”。
出席《标点符号用法》修订座谈会的全体成员,前排右2为刘一玲女士,左2为笔者
闲来无事,随手翻翻这本小册子,在引号的用法部分赫然看到在“开引号”和“关引号”下面标着红色浪线,右侧写着“真逗”二字。我想这该是当年刘一玲女士在阅读时随手写下的“批语”吧。引号有“前引号”和“后引号”,但是新加坡叫“开引号”和“关引号”,一玲看了觉得“很逗”。我想告诉一玲的是直到今天,新加坡同行还习惯说“开关引号”呢!你说逗不?
刘一玲女士随手写下的“真逗”
第二次我跟韩山元合作是我们同时参与由宏茂桥集选区前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领导的《李光耀回忆录》工作小组。我和吴俊刚先生主要负责华文译稿的文字修饰工作,韩山元与郭品芬负责资料研究和索引编辑。在写本文时,我翻了翻《李光耀回忆录》,哇,索引用7.5号小字,按人名、组织、新闻媒体和学校等排列,细致繁复,竟有25页之多,可想而知,工作量不小啊。
《李光耀回忆录》工作团队在开工日(2016年2月28日)合影,坐者左一为林任君,其后为秘书陈清琴(女),清琴旁站立者为笔者,笔者和清琴后面站立者为韩山元
为表示对工作小组成员的感谢,2000年1月18日李光耀伉俪在总统府接见工作组全体成员,傍晚在游泳池畔设便宴招待大家吃“娘惹餐”。下面是李光耀伉俪跟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合影。
前排右四五两人为李光耀和夫人柯玉芝,后排右起第四人为韩山元,前排右一为笔者
28号那天下午和晚上的活动,韩山元先生追忆甚详(参见《李光耀与华文报界的一次轻松会晤》,《源》2015年第2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编辑出版),山叔记性真好,文内引述了好些李光耀跟我的对话,我自己都已忘却了。